“在那兒，加班直接支個床就睡了，有廁所可以洗澡，很方便，因為早期加班真是挺多的。寫字樓里就沒那么方便，晚上會關空調，周末保安還會來趕你走。”
同樣在華清嘉園起步，雷鳴的酷我音樂和狗民網有些類似：起步很早，保持較長時間沒有做營收，但如今酷我音樂已經成長為有2億用戶，進入穩(wěn)定增長期。
“我當時秉持的觀點，第一個是亂世出英雄。因為亂的話，大公司不太愿意趟這個混水，小公司會很短視，趁機撈一筆。這其實反而是一種機會，任何混亂的市場，都會慢慢規(guī)范化，慢慢被理順，各個產業(yè)鏈上的玩家，都會慢慢地清晰起來。”雷鳴選擇做音樂，是因為他認為音樂是互聯網的一個基礎應用。
2005年，酷我音樂在華清嘉園誕生，天使投資人和一見一樣，都有百度聯合創(chuàng)始人徐勇。
除此之外，華清嘉園的位置，非常有利于從周圍招人，一開始的時候，酷我音樂只有4個人是全職的，其他全部都是來自北大、清華、中科院兼職的學生。這些學生白天不怎么來，都是到晚上大概5點半、6點鐘過來，一塊兒干到晚上十一二點回去。雷鳴告訴記者，他以前在百度的時候，也是這么干的，百度最早一批人也基本上都是兼職。
這些兼職的學生，除了節(jié)約成本外，因為比較單純，還更容易接受公司的文化;因為都是很優(yōu)秀的學生，做事情很認真，干活也很拼命。“如果說有些人能真正成長起來、培養(yǎng)起來，他將來對公司是很有感情的，他的成長潛力也是非常大的。”酷我第一批留了十幾個這樣的學生。半年之后，公司急速擴張，達到了20多人，住不下了，于是搬到了附近的財智大廈。
接近的地理位置促進了密切的交流，2006年左右，是Web2.0的創(chuàng)業(yè)高峰，中關村一帶有很多小型聚會。雷鳴、吳世春、徐易容等人還成立了“百度逐鹿同學會”，定期聚會。
“沒有誰組織，吆喝一聲，大家都出來了。”吳世春說。一般是去咖啡館去吃頓飯，那時候他們經常去逐鹿茶樓，那里有自助餐，很適合聊天。
吳世春就是在這種聚會上認識了當時年僅22歲的徐樂，后者當時創(chuàng)辦了試用網，正打算從清華大學退學。試用網也是在華清嘉園創(chuàng)辦的，2007年的時候徐樂還找過吳世春。徐樂后來做了一個支付公司，之后又做游戲，如今是矩陣游戲的創(chuàng)始人。
但如今，華清嘉園的好時光已經不在了。
“現在有一個什么問題呢?國家規(guī)定民宅不能作為公司注冊地了。以前華清嘉園的那兩個樓是可以當做注冊地址的，現在不行了。”吳世春說，現在為了注冊個地址，很多公司要繞一個大彎。
創(chuàng)業(yè)的成本也高了，陳超仁說，最早期的時候，注冊一個公司5萬到10萬塊錢就可以了，還能招到很好的人。現在進入移動互聯網時代，沒有2萬元左右的薪資，根本招不到特別好的人。
另外，監(jiān)管成本拉高了企業(yè)的創(chuàng)業(yè)成本。陳超仁說，政府所設的很多這個證那個證，增加了創(chuàng)業(yè)的成本，以前創(chuàng)業(yè)者兜里有三四十萬元就可以創(chuàng)業(yè)，現在沒有三四百萬元根本不可能。
唐陽也有類似感受，近年來他明顯覺得找他看項目的清華同學少了，“有點缺貨的感覺”。
“現在畢業(yè)生選擇創(chuàng)業(yè)的越來越少了，很多同學畢業(yè)，第一個想的是我去哪里能夠有北京戶口，能夠月薪2萬元，能夠解決幼兒園上學的問題，腦子里就沒有那種革命的意愿了，成了一個社會規(guī)定的附庸。”
但唐陽仍然喜歡這里的氛圍。他說，這個地方靠著高等學府，人才濃度和質量都比較高，而且還比較宜居。
“這邊比較適合一開始有一個主意，糾集幾個敢死隊員開練。要是搞出點兒名堂來了，要社會招聘，要企業(yè)管理，亂七八糟的事，就不適合了。其實華清嘉園很適合那種拿了天使到A輪之間的創(chuàng)業(yè)企業(yè)。一般拿到A輪以后，這里就坐不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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