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五日《羊城晚報》人文周刊b2觀點版發表了王國華的《對方舟子打假遇襲的反思》一文，引起讀者關注，有許多網站轉載，方舟子也在微博上對此發表評論。王國華在反思文章中提到，許多媒體人曾經出現在方舟子開列的“中國不良記者名單”上，其中有著名雜文家、時評家、《南方周末》高級編輯鄢烈山。鄢烈山究竟為何成了方舟子筆下的“不良記者”？鄢烈山如何評價方舟子？為此我們采訪了鄢烈山先生。
方舟子是一個很要強的人，有時過于自負
黃蓉芝：為什么您的名字會出現在方舟子親手炮制的《中國不良記者名單》上？對此您有何感想？
鄢烈山：那是多年前的事了。對于我的名字為什么出現在那份名單上，我不太清楚，也懶得去關心，我覺得不值得花時間關心：他說我是“無良記者”我就是“無良記者”了嗎？他跟我一樣，就是一個普通公民，他有質疑任何人的權利，包括說我是“無良記者”之一。他當時一怒之下泄憤而已，可以一笑了之，公道自在人心。俗話說“好叫的狗不咬人”，真正咬我的狗是不叫的。上小學時有天傍晚回家在村口我被狗咬了，那狗它根本不叫，才讓我害怕，以致今天廣州的馬路邊或居民小區見到大個的寵物狗和流浪狗，我都怕，繞道走。
方沒有行政權和執法權，所以我們不能給他扣上“專制”的帽子，最多就是武斷。但是，他已是有相當知名度的公眾人物，說話有影響力，《新語絲》則是一種新型的自媒體(很難得既非官方也非商業性的網站)，說話要特別謹慎。這種謹慎又分為兩個層次：觀念層面，可以信口開河“放炮”，魯迅就說過比方舟子更尖銳的否定中醫的話；而針對具體的人和事則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其實，這些道理方舟子不用我說，他自己明白，他會珍惜自己的信用和得來不易的話語權；若不遵守規則，自會有利益攸關方來用包括打官司等方式來糾正他。言論市場自有凈化機制，我們好多人不也是批評過他嗎？這個社會更不缺乏企業和強者針對批評者個人的法律博弈場合。
黃蓉芝：是不是因為您曾經發表時評《警惕方舟子，理解方舟子》而得罪了方舟子？
鄢烈山：當時我在《警惕方舟子，理解方舟子》文中，是真表示“同情”方舟子的。我想說的就是，某些記者確實沒有正確表達被訪者觀點，有的記者是不負責任，有的是素質不夠理解有誤，又不尊重被訪者權利、失信或搶發表時間不給被訪者校正，更有編輯部審稿者“按需”斷章取義。我也是吃過記者虧的。
黃蓉芝：從您的文章中可看出，您私底下與方舟子并不熟悉，但方舟子曾說過對您表示“很遺憾”之類的話，具體情況是什么樣的？
鄢烈山：上述《警惕》一文，是起因于方舟子(《新語絲》)對于建嶸教授的“指控”，我認為他是濫用了話語權，傷害了于建嶸。我說過對他表示很遺憾的話，其實有兩層意思，首先我對于他的打假行為整體上是支持的、贊揚的，有個案失誤也是難免的；但是對于他有時過于自負、文風有些偏激，我覺得“很遺憾”。方舟子是一個很要強的人，連“遺憾”這樣的字眼也容忍不了。那么我也只有表示“遺憾”了，不必介意。
方舟子在中國的貢獻是無可替代的
黃蓉芝：您如何評價方舟子及其打假？
鄢烈山：方舟子在中國的貢獻是獨一無二、無可替代的。這是他的價值所在，物以為稀貴嘛。他令我敬佩，是因為我這種寫時評的可以有成千上萬個替代品。總的來說，他的打假是受過科學訓練的，一般地說考證能力很強，比如對唐駿學歷的考證。當然他也會有失誤，不能過于自信。某些觀點可能過于偏激，表述用事實說話就夠了，不要用文學青年的筆法特別是魯迅筆法，更應避免紅衛兵式的“語言暴力”。總之，方舟子是功大于過的，相對于他的貢獻，他的缺點是次要的。這里不妨借用魯迅的話：有缺點的戰士仍然是戰士，完美的蒼蠅只是蒼蠅。
黃蓉芝：您在鳳凰博報博客上轉載《聲援方舟子便是聲援我們自己》，您怎么看待方舟子打假遇襲事件？
鄢烈山：對于襲擊方舟子的這些“黑手”，警方一定要竭盡全力去追查、依法打擊，還方舟子一個公道，讓社會對公平正義樹立信心。這是我今天特別想強調的。我把話說透一點，即便方舟子像批判“普世價值”并污蔑《南方周末》的司馬南一樣令我討厭，我也堅決反對黑手偷襲他。中國有句古話叫“明人不做暗事”，要私了你可以公開叫陣，違法但道德上那么卑劣下流。
我們的社會正在迅速地突破道德和法律底線，“黑勢力”猖獗導致的社會失序長久得不到抑制，人們就會認為用暴力才能真正解決問題。為什么黑勢力會如此猖獗？原因很多，最根本的是法治不彰，公民的正當權利得不到合法的保障，作惡者成本太低，有收益，甚至有恃無恐。我贊同《聲援方舟子便是聲援我們自己》一文的觀點。必須建立法治社會、“公民社會”，才能從根本上治理“黑社會”。可恨的是，有些打人黑手居然是政府所養，比如前些日子發生的“打錯門”事件。
要質疑公權力而非追問個人動機
黃蓉芝：中國時下的打假似乎主要是個人行為，像王海、司馬南、方舟子等，您覺得這種“個人打假”有何局限性？如何徹底遏制造假？
鄢烈山：局限性肯定是有的，他們(個體打假)沒有執法權，甚至沒有強制性的調查權，只能竭盡所能地去搜索公開資料。即使有局限性，我們也應該支持這些打假行為，這些打假個人就像古時候的俠客，盡管無法徹底消除社會不良，但是對公民“救一個算一個”，對作惡者“見一個打一個”，表明這個社會還有正義在。我們不能強求他們，因為打假本來存在風險，比如這次方舟子遇襲，往后要不要繼續打假是他個人的選擇。
如今的社會幾乎被各種各樣、各行各業的“假”所包圍。但是我們不能放棄打假。遏制造假，首先，責任在政府和司法機關，如果監管權、執法權只是尋租權，交錢了可以睜只眼閉只眼、不交“租”天天查你，造假現象不可能得到消除。其次，是社會的每個人，要捫心自問良心何在？還有沒有道德底線？現在是趙本山說的“忽悠”當道，大學生根本不以考試作弊為恥(何以至此，另當別論)，怎么得了？再次，是我們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要變革，要改變整個社會的文化氛圍。比如這次方舟子遇襲后，有些網友質疑他被打是自編自導自演，認為這是一場做秀，方舟子有必要這么做嗎？我覺得這種思維方式和文化氛圍很不正常。中國人不習慣質疑公權力卻習慣于追問個人的動機，而不習慣“就事論事”。在這次事件中，我們應當毫不含糊地站在方舟子一邊，一致要求政府追查襲人者。如果首都警方下力追查出了結果，方舟子“作秀”活該他自作自受，用得著我們先為警方不下力追查找理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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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鄢烈山：方舟子應避免紅衛兵式“語言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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