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到半年的時間里，有12名深圳富士康員工墜樓自殺，死亡10名。其中年齡最大的24歲，最小的只有19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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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各種交通工具為珠三角的大小工廠充實著大量充滿青春活力的勞動者。在最近30年來，這一地區以制造業為發端，承接世界產業轉移，成為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火車頭。如果說世界是平的，那么遍布在珠三角大小城鎮的工廠則是這個扁平世界的支柱，而那些每天工作至少10小時、每月工作超過24天的中國工人則成為那最耐壓的“基座”。
富士康正是這場制造業崛起的象征。30多年前，它不過是一家生產電視機塑料按鈕的小廠，現在它是世界第一大代工企業，生產著我們可以聯想到的幾乎所有電子品牌，在全球雇用著90萬勞動力，其中約80萬人在中國，每年出口額超過全國出口總額的3%。
在這場制造業大轉移的運動中，GDP的奮斗目標在逐步實現，但財富并沒有實現轉移，或者說其轉移的速度遠遠低于聚集的速度。馬太效應還在加劇，卑賤者仍舊卑賤。
平心而論，在珠三角眾多工廠中，富士康仍被很多打工者視為“天堂”。即使現在，富士康大門外還貼著很多“包進富士康”的小廣告。它提供有空調的宿舍，每個月按時發工資，依照《勞動法》的規定支付加班費，食堂供應每天11元的免費餐飲，員工可以免費洗衣，園區內有網吧、游泳池和籃球場。
但細究下來，這些“優勢”很多都是勞動者天經地義的要求。并非富士康優秀，而是其他工廠更過于不堪。
同時，另一個事實是，最基礎的普通勞動者只有通過每月100個小時以上的加班，才能獲得2000元左右的薪水。在流水線上“普工”的時薪只有5元多。這在一個平均房價超過兩萬元的都市里，也只意味著生存。
更殘酷的是，財富的兩極分化與中國城市化運動同步。大量勞動者與鄉土分離，他們進入城市，卻難以在城市立足。
富士康的管理者以簡單強硬的方式打造出效率最高的代工帝國，廉價的人力資源與高超的成本控制能力構成了它的核心競爭力。“不做品牌”是郭臺銘的企業戰略，也是對服務客戶的承諾。“四流人才、三流管理、二流設備、一流客戶”，這既是富士康的成功秘訣，更是制造業的價值體系。在其中，勞動力，那些沉默的大多數，始終處于底端的底端。
富士康自殺事件的悲劇在于：一方面，全球化分工中，制造業難以改變處于食物鏈底層的狀態；而另一方面，代工企業不愿意或難以為勞動者增加管理支出和工時成本。
這也許正是中國過去30年高速發展的代價之一。
“人的一生難免會遇到各種各樣的挫折，任何人都沒有放棄自己、放棄生命的理由。古往今來，但凡卓越成就者，都忍辱負重，堅忍不拔，克服重重困難成就人生理想。”富士康內部雜志《鴻橋》曾有一篇《韌者無敵》的文章如此寫道。這無疑是正確的。但若以強者價值觀統攝一切，則無論于企業還是社會，都非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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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評論：在富士康如何當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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