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造性地在運作模式上另辟蹊徑，大膽選擇國外產業巨頭未能涉足的市場領域，憑借絕對領先的技術將國外巨頭從傲慢不屑引向謙恭合作，并直至今天成為全球市場的領先者。作為第一家登陸納斯達克的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中國公司，鄧中翰領導下的中星微促使美國調整了對華科技政策。中星微為什么能成功？它帶給中國產業界什么樣的啟示？幾進中星微，本刊記者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講述了一個個鮮為人知的“中國芯”故事。 2005年12月28日，倍受矚目的“CCTV中國經濟年度人物大獎”頒給了一個帶著濃濃書卷氣的年輕人——37歲的鄧中翰。他是一家多媒體芯片設計公司，中星微電子有限公司的董事長。 “中星微”、“鄧中翰”、“多媒體芯片”，這些公眾還極為陌生的詞，為什么卻組合出了央視評選的最大贏家？ 2005年11月15日，中星微在納斯達克悄然上市，人們才驀然發現：與以往那些在美上市的網絡服務股不同，這竟然是一家純粹的技術概念公司。在多媒體芯片領域突破7大核心技術類，申請超過500多項專利，讓中星微不僅僅是中國第一家在納斯達克上市的芯片設計企業，更是成為中國第一家在納斯達克上市的擁有完整自有核心技術和知識產權的企業。 鄧中翰在納斯達克閉市式上的簽名，成為留在這個高技術公司云集的證券交易所的第一個中文簽名。
第一章 鄧中翰的人生轉折
上大學、出國留學、硅谷創業，當鄧中翰沿著這條優秀學生的典型軌跡成長時，根本沒有想過要回國創業。但是一次次的人生轉折點，卻把他往這個方向引去。贏得“挑戰者杯” 1992年的中國科技大學，物理系3年級學生張輝聽說，一個叫“鄧中翰”的學長拿到了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物理系的入學通知書。 伯克利是美國數一數二的歷史名校，而物理系則是其王牌系之一，前后出了7位諾貝爾獎獲得者，擁有久負盛名的美國能源部的3個實驗室，其中包括曾引發轟動全球的“中美核武間諜案”的著名華裔核科學家李文和所在的洛斯一阿拉莫斯實驗室。 伯克利物理系被高傲的中科大物理系學生視為傳統歸宿，而鄧中翰竟然來自地球與空間科學系。吃驚之余，張輝對鄧生出了幾分佩服，但當時并沒有機會和鄧接觸。 南京長大的鄧中翰讀中學時，像其他很多男孩子一樣，迷戀上了星空和宇宙，并于1987年成為中國科技大學地球與空間物理系的學生。 在學校期間，很多不了解鄧中翰的人都把他叫做“書呆子”，但他并不認為自己“呆”，只是做事情專注，喜歡刨根問底而已。由于為人謙和直率，脾氣不急不慢，鄧中翰人緣很好。作為中星微創業者之一，金兆瑋就是在南京師大附中讀書時和鄧成了好朋友。 大學期間，鄧中翰依然保持著自己那股“鉆”勁。大學3年級時，他找到曾對北京人頭蓋骨做出了國際公認明確斷代的黃培華教授，提出自己要做科研。當黃教授將一沓厚厚的英文資料交到他手上時，原本和大家一樣喜歡打籃球和游泳的鄧中翰就沒有了休閑。 在放棄春節回家的機會，抱著就當是學英文的念頭，苦苦研究了8個月后，鄧中翰用量子力學解釋了空間射線對地球礦產物質的晶體結構產生的影響。讓鄧中翰沒有想到的是，自己的論文竟然被該領域核心期刊《中國科學通報》采用了。 大學4年級，當獲得了共青團中央及中國科協頒發的“全國大學生科技競賽挑戰杯獎”時，此前并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的鄧中翰突然意識到，自己作為一個普通的學生是有價值的，而且這個價值是被社會認可，創造出來的科研成果也會被這個社會所重視。不管將來做什么，都要成為一個有價值的人。他覺得自己應該珍惜時間，而不應該把精力和時間浪費在不必要的東西上。 “這是一個人從幼稚無知的階段，到相對比較成熟，懂得自己的價值，懂得珍惜時間的重要轉折點”。鄧中翰認為獲得“全國大學生科技競賽挑戰杯獎”改變了自己的人生。 后來，當鄧中翰發現科大最優秀的學生都去了伯克利物理系時，從不服輸的他也選擇了這條路，并且如愿以償。
第二章 “中國芯”的硅谷式啟動
當鄧中翰接受周光召代表國家發出的邀請時，這個在大學時代除了每月向家里要幾十元生活費外對生活再沒有其他想法的人終于確定了人生方向。而他最大的幸運就是找到了志同道合的3個好朋友一起來做這件事。 避開英特爾、三星這些芯片巨頭，這種戰略讓中星微的亮相就像斜刺里殺出一匹黑馬。 吸納風險投資、全球化思考，這讓中星微儼然是一家硅谷模式的芯片設計企業，與以前中國在重要的芯片設計領域所采用的國家投資、科研單位承擔任務截然不同。受命組隊 周光召看中鄧中翰并不是心血來潮，滿腔愛國熱情、人品和學業優秀、硅谷的成功創業經驗……這些品質讓他覺得鄧中翰正是可以振興中國芯片產業的人。 對鄧中翰來說，這卻是一個艱難抉擇的過程，中國的產業環境不好，而自己在美國的公司正欣欣向榮。思考中，他想到了田長霖校長的話，“如果你真能同時讀下 3個學位，的確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但有一天你能把所學的知識轉變成財富，為中國的發展創造出奇跡，才是我最希望看到的。”當初田校長在答應鄧中翰學習經濟學的請求時，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鄧中翰在留學之初，抱著的就是深造的念頭，并沒有想過不回來。此時，在其成長過程中一直懷有的那種責任感又適時地蹦出來了，再加之國家的信任，對事業可行性的評估，再三考慮后，鄧中翰終于答應了周老。 但鄧中翰很清楚這件事的份量，光自己一個人回去是做不成事的，必須得有一個團隊，用一個核心的文化、核心的凝聚力來構筑公司的起點。那么去哪兒找到志同道合，肯和自己一起做這件事的人呢？將要成立的公司不同于一般做消費品，注重市場概念的公司，是要靠核心技術來搶占市場，所以核心團隊一定要懂技術。同時彼此的個性特點也要能相合：在創業的過程中不知道要遇到多少困難，在這種關鍵時刻大家一定要能攜起手來。 師弟“張輝”第一個出現在鄧中翰的腦海中。1998年，張輝已經畢業，在貝爾實驗室從事無線通信、低功耗芯片的研究。從1998年年底開始，他發現好友鄧中翰頻頻回國。鄧中翰也在有意識地一點點向張輝透露：自己正在和信產部醞釀以新模式發展中國的芯片產業，而且已經向包括李嵐清副總理在內的國家領導人介紹了硅谷的風險投資模式。在有了足夠的了解、心理準備和思考后，當鄧中翰拉他入伙時，張輝并不吃驚，但他沒想到會以這種方式實現自己在硅谷生出的創業夢。 之后，鄧中翰又想到了楊曉東，他們是在一次次的硅谷學術交流會議中認識的。作為斯坦福大學的電子工程學博士，楊曉東有在英特爾和惠普的工作經歷，長期從事CMOS大規模集成電路系統的研究。雖然十幾歲就從上海來到美國，但楊曉東一直保持著中國國籍。和鄧同樣，在大公司工作的經歷讓他發現自己還是喜歡在有高成長性，每天都能接受新挑戰的環境里工作。當鄧中翰提到要做一個技術上絕對領先的公司，而且是在中國時，楊曉東爽快地答應了。 “美國就像一片已經成熟的森林，你也可以生長。但你長到一定時候舉目四望，周圍的空間和各種機會都差不多，大家的機會幾乎是均等的，沒有什么特別的優勢，你能有的資源別人也有，沒有什么有破壞性的力量讓它產生改變。在中國，集成電路這片森林是嶄新的，有很多機會存在，但有一定的風險，一個閃失可能就夭折了。我們在美國的那片森林里曾經鍛煉過，知道如何規避風險，所以有一定的優勢。”僅僅只因為愛國就離開已經熟悉的國外環境是不現實的，楊曉東其實對回中國的發展看得很清楚，而這也是中星微其他“海歸”們的共同想法。 后來鄧中翰又找到了南京師大附中的同學金兆瑋，成都電子科技大學畢業的金曾在電子部十四所參與過一些國家項目，后移民到了加拿大，但和鄧一直保持著密切的聯系。 當團隊組成后，4個人專門做了如下分工：鄧中翰是一個知識結構和能力都很全面的人，做事情喜歡從全方位考慮，所以主持大局；張輝擅長站在各方的角度看問題，協調和平衡能力很強，因此負責市場；說話和走路的頻率都比別人快的楊曉東則是對技術充滿了激情，那就完全專注于技術；金兆瑋和再難纏的人都能打交道，所以抓銷售。 就這樣，帶著互信，這幾個不同時段的朋友跟鄧中翰一起開始了新的創業。直至6年之后的今天，這個核心團隊依然完整，沒有一個人離開。
第三章 痛并快樂著
1999年10月1日下午，鄧中翰和張輝、楊曉東及金兆瑋4個人出現在長城上。帶著上午觀看50周年國慶大典的興奮，他們在這里誓師。在一張后來被廣為傳播的照片上，當其他3位創始人都在做出類似于勝利的手勢時，鄧中翰卻手臂交叉、心事重重。 鄧中翰在當時的那一瞬間下定了決心：一定要用大家在SUN、IBM、朗訊這些公司學到的東西，把芯片這個中國落后了幾十年的產業推動起來。但是他明白在這條路上，不知道要碰到多少困難。硅谷博士的凍瘡 1999年10月14日，北京市海淀區北土城西路103號，在一棟破舊的兩層樓中一間100多平米的倉庫里，中星微開張了。 但在此之前，4位年輕人已經先行領教了水土不服。為什么注冊公司得先有辦公地點，招聘的清華畢業生還需要北京戶口。想不明白的他們就去找時任北京市科委主任范伯元。當他們整齊劃一地穿著深黑色西裝和白襯衣出現在范伯元的辦公室時，范伯元心里暗笑，“怎么就像新姑爺一樣，看上去真傻。” 在知道他們就是中星微的董事長鄧中翰、首席技術官楊曉東、副總裁張輝、副總裁金兆瑋后，范伯元不禁為這些滿腔熱情，對國內情況一點兒都不熟悉的“海歸”擔心。而且當時的楊曉東由于出國時年齡太小，連中文都講不好，他們能辦好中星微嗎？ 但中星微就這樣開始了中國自主芯片產業的創新之旅。 1999年冬天，倉庫里暖氣不足，而且下班后暖氣就停了。但因剛創業，大家需要經常加班，從沒在北方待過的浙江人張輝手凍裂了，還在不斷地咳嗽。 “我是想省錢”，鄧中翰說，他想的是只要能把第一年的冬天克服過去，就可能度過第二年、第三年的冬天，也才能迎來屬于自己的春天。 張輝自己倒沒覺得怎么樣。但鄧中翰卻對此一直耿耿于懷，想到一個從硅谷回來的博士，一個曾在貝爾實驗室工作的科研人員，卻要在這樣的條件下做事。直到今天，提起此事，鄧的眼睛每每還會濕潤。 但到2001年底，有一個問題讓中星微必須面對了：賬上只剩下100多萬元了。創業公司在發展初期最害怕的資金斷流出現了。 當時有3個選擇：一是把公司的技術、產品賣掉來套現，中星微當然不能把自己的中國芯——“星光一號”賣掉；二是進一步融資，但此時融資會非常吃虧，對老股東和持股的員工不公平，何況馬上就要進入量產的階段，可以收貨款了；三是貸款，但類似于中星微這樣接受風投的創新型公司的可信度不高，銀行不愿輕易給予貸款，而且周期很長。 經過反復討論和權衡后，核心團隊選擇了貸款。公司并沒有什么可以抵押給銀行，于是4位創始人用他們個人的存款、房產和股票與銀行簽訂了個人抵押貸款合約，貸到了300萬美元。在簽完“賣身契”的那一瞬間，這4位創始人更加感覺到自己和中星微血肉相連。 相形之下，中星微在研發方面遇到的問題倒不是那么突出。
最大的困難：人才匱乏 對于這群滿腔創業激情的年輕人來說，創業中最大的困難當屬人才匱乏。過去是，現在是，將來還是。 當時國內人才、資訊、產業的基礎環境等各種相應的資源都沒有，成熟的IC設計公司缺乏，幾乎找不到有經驗的IC設計人才。而多媒體芯片開發對研發隊伍的完整性要求更高，軟件、硬件、音頻、視頻、算法、架構等各方面的人才都要有。“當時就我們幾個人，什么都干，很艱苦。”楊曉東回憶當初時說。 純粹找硅谷有經驗的人才并不現實，最可取的還是在國內招“可培養”的人才，然后再找海外回來的有經驗的人來帶。在用盡了各種手段后，1999年底，中星微很幸運地招了15個人。他們中有剛畢業的大學生、研究生，還有在研究所、實驗室或國企中做過幾年的。此后，核心團隊又馬上殺回硅谷招兵買馬。 中星微就這樣形成了固有招聘模式。在此后招聘的過程中，他們基本上都保持著海歸10％、國內90％的比例。幾年前招收的清華、北大、北航等學校的畢業生，現在已經有一大批成長為中星微的中堅力量。 林云生是中星微的第9位員工。當鄧中翰找到他時，這位清華精密儀器系的學士、人大經濟系的碩士也看到了他們那種簡陋的物質條件。但是之前在中關村管委會工作的他看慣了很多高科技公司的起步，知道只要路子對，公司就會發展起來。 此前的工作經歷讓林云生對高科技產業看得很清楚，他認為集成電路這個行業很有發展前景，尤其是中國很薄弱的芯片設計方面。1999年11月，林云生正式加盟中星微，現在他已是中星微企業發展部的副總經理。 為了幫助中星微解決人才問題，2000年11月，北京市政府投資800萬元人民幣，在清華建立了清華——中星微集成電路設計研發中心。鄧中翰親自到清華教課，培養學生。這個研發中心為中星微輸送了很多人才，有些已經成為骨干。 到2000年底，中星微已經有了四五十人，2001年超過百人，現在則有400多人。對此，鄧中翰依然認為人才問題遠未得到解決，但這并不妨礙中星微的快速成長。
索尼的認可 2001年3月11日，“星光一號”研發成功，這是中國首枚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百萬門級超大規模的數字多媒體芯片，中星微的產品結束了“中國硅谷”中關村無硅的歷史。2001年5月，“星光一號”實現產業化。 此前PC攝像頭都采用多芯片，還要有獨立的電源，各種卡，圖像質量又差。中星微采用單芯片設計，以很低的功耗實現了USB供電，從而驅動攝像頭來做實時的音像處理，一下子將系統的低成本、低功耗和高性能提到了一個新水平。 由于產品的特殊性，中星微并不直接面對消費者，而是要將芯片賣給PC攝像頭的生產廠商。當中星微剛開始找到那些國際大廠商時，人家都表示懷疑：中國還有芯片嗎？無奈之下，公司決定將硅谷分公司的地址寫在名片上，說自己是硅谷公司，這樣才有了一些機會。 好在多媒體芯片領域是新興領域，并沒有突出的領導者，再加之芯片本身是一種“產品為王”的行業。在經歷了起初的一系列艱難后，性能優異、集成度高、能耗低、傳輸速度快的“星光一號”終于被三星、飛利浦等國際品牌采用，成為第一塊打入國際市場的“中國芯”。 但是“星光”系列被國際市場普遍接受則是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2001年夏，想乘勝追擊的中星微想到了索尼。 甫一見面，剛說完自己是從北京來的，想賣圖像處理等方面的芯片，索尼的一位主管就說：“我們索尼有幾千種這樣的產品，幾百個這樣的專利，我們索尼是這項技術的鼻祖。如果你想學的話，可以看看我們的展覽和產品，但是我們沒有時間聽你推銷產品，我們還有其他會議。”本來約好了一個小時的見面，最終只談了5分鐘。 作為一家還不怎么掙錢的小公司，在付了整個團隊的飛機票、酒店等一系列的代價后跑到日本，結果5分鐘就被別人打發了。出門時，鄧中翰對張輝說：“I will be back！”這是當時正熱映的《終結者》中的臺詞。 回國后，鄧中翰將這段經歷講給全公司的人，說：“我們一定要打進索尼！”4年之后的2005年夏天，索尼新一代筆記本電腦上的攝像頭，已經跳動著“星光5號”。 現在羅技、創新科技、索尼等都已是中星微PC攝像頭芯片的大客戶，斯普倫特（Sprint）等是中星微移動芯片的客戶，中星微在計算機圖像處理芯片市場上以60%的市場份額絕對領先。 神話背后的中星微 “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CCTV年度經濟人物大獎”……2005年無數的榮譽撲面而來，讓本來處在終端用戶視線之外、埋頭做技術的中星微變成了耀眼的公眾公司。 60%的市場份額,7大類、500多項技術專利給對手所設置的極高的進入門檻，上市又贏得了更多的資源——中星微在多媒體芯片領域絕對領導者的地位看上去牢不可破。 “對我們企業而言，芯片就像微軟或者英特爾一樣，要么做第一，要么掙不到錢，所以我們的雄心是統一天下，拿到100%的市場份額。”與外界的浮躁相比，鄧中翰無疑是冷靜的。 從英特爾和AMD這些年來不知疲倦的爭斗中，普通人都能感受到芯片領域中那無時無刻存在的巨大壓力。鄧中翰認為能夠感覺到的威脅來自于一些巨型的公司，像飛利浦、三星、索尼。“這些公司下面的某個部門在做什么，我們根本就不知道，而且他們技術、渠道都不成問題。雖然中星微的那么多專利橫在前面，但是如果別人換一種體系架構或是其他新的東西呢？” 除了來自競爭對手可能的威脅外，中星微再向下發展面臨的還是自己，同時也是中國芯片產業多年發展，一直以來困擾的問題：人才。芯片設計是一門很專業、很高精的學問，而芯片研發又比較枯燥，需要長達一兩年做同一件事情。現在社會普遍變得越來越浮躁，那種踏踏實實靜下心來做事的人越來越難找。另一方面，留學回國人員也很難招，畢竟中星微在工資等各方面都不如跨國公司。
中星微的成功之路還能走多遠？中星微目前的成功對中國整個芯片業的發展有多少借鑒意義？ 中星微2005年預計銷售額將達到8000萬至1億美元，從規模來看，目前中星微所處的多媒體領域，在整個產業中還是極小的一塊。而且畢竟CPU還是目前的戰略制高點。從芯片的產業鏈來看，分為設計、制造、封裝、測試，設計只是其中的一個環節而已。中星微應該說的確是在數字多媒體領域殺出了一條血路，但這只是一個點的成功，要延伸到面并不是那么容易。 不過雖然中星微前途難料，而且它的成功并不意味著中國芯片產業的成功，但是中星微的價值并不僅僅體現在技術的領先。與那一系列讓人眼花繚亂的“中國芯”不同，中星微走的是一條獨特的發展道路。作為一個信產部參與投資的企業，利用硅谷模式創業，不靠在國家身上，一開始就堅持全球化，最終走向國際金融市場，這也許才是中星微給中國信息產業留下的最大啟示。
不和英特爾玩 周光召說服鄧中翰后，將其介紹給當時的國家信息產業部曲維枝副部長，落實具體事宜。鄧中翰向曲部長明確地提出了自己的思考，要做核心技術，必須一開始就要抓住市場的突破口。技術是隨著市場發展的，只有找準市場定位，才能找準技術方向。 中國的集成電路以前總是跟別人做同樣的東西，比如說CPU，老想著取代別人。但跟蹤意味著永遠都處于產業的弱勢。為什么一定要和CPU中的英特爾、內存芯片中的三星這些巨頭硬碰硬呢？如果結合新應用開拓出一系列別人還沒有的技術，那自然就是老大。 而且以前中國的很多芯片項目都是立足本國的，而芯片產業是全球化的產業，沒辦法分層，不可能做成中國的或是美國的芯片。放眼望去，世界上成功的芯片公司都是全球化的。這意味著，從技術產品的切入、策略合作伙伴的選擇、產品的銷售、行業標準以及核心競爭力等各方面，芯片的商業模式從第一天開始就注定了要進入全球的產業鏈。 “你要吃飯的話，只能去附近幾家中的一家，不可能為了一頓飯跑到美國去。所以服務業一定是本土化的，但是沒有人會只買本地的芯片，本土化服務和技術的模式是截然相反的。從技術而言必須是全球統一，就像微軟的操作系統必須全球統一一樣。”張輝以幽默的方式說明這個問題。 鄧中翰提出在數字多媒體領域可以大有可為，當時這個領域相對較新，一些大企業重視不夠。而且由于當時以英特爾為代表的大部分芯片設計基本上都是采用傳統的馮·諾依曼的運算方式，處理數據時能耗很大，并不適合對功耗要求很高的多媒體領域。既然沒人注意、也沒人做得好，這里自然適合去填補空白。 應該說鄧中翰在當時選擇多媒體芯片領域作為突破口具有相當的前瞻性。在1999年手機的功能還很土的時候，他就提出手機肯定會提供相機、視頻等功能。但當時誰也說不準未來究竟會怎樣，還是有些冒險。但鄧中翰想的是：不冒險，又怎么有機會？ 具體的產品在公司成立之前就已經醞釀好了。英特爾前高級副總裁，退休后投身風險基金的摩爾·戴維·道曾跟鄧中翰提起：PC攝像頭肯定會成為趨勢，英特爾甚至在1999年在美國開始賣英特爾品牌的PC攝像頭，這也是英特爾唯一直接出售的終端產品。雖然英特爾的戰略眼光很對，但是其芯片的架構不適合做這種多媒體處理所需要的低功耗、低振幅的芯片。因此摩爾建議中星微從PC攝像頭切入多媒體芯片領域。 信產部成了VC 當團隊們在一起討論選擇以何種方式做芯片時，一下子就達成共識：Fabless（無工廠），只做芯片設計，相對容易啟動。雖然當時國內沒有先進的芯片制造商，但可以拿到臺灣制造。 芯片的商業模式在美國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已經相對比較成熟。芯片技術可以分為“設計”和“制造”兩大部分，前者是指芯片的設計技術，后者是指芯片的制造工藝和技術。一條芯片制造的生產線投資動輒就是十幾億美金，而芯片設計的投資則要小好幾個量級。 以英特爾為代表的IDM（整合型元器件制造商），就是將芯片的設計和制造結合在一起，規模巨大，CPU和內存芯片等都是以IDM為主。伴隨著新應用，后來逐步衍生出一系列新類型的芯片，如手機、數碼相機中的芯片。為適應這類芯片變化多、應用廣泛的特點，Fabless的模式應運而生，這種模式的芯片企業基本就是純粹做設計，然后將設計出來的芯片委托代工廠流片、測試和封裝，最后制成正式產品。 企業的商業模式已然選定，但最終能做到多好，大家心里還是沒底。畢竟當時中國半導體產業在專業人才、經驗、技術等方面還非常落后，而中星微的發展必然要受到整個產業環境的制約。“現在回想起來，當時也是一腔熱血就回來了。”張輝說。 這時候，另一個問題出現了，如何才能把國家意志和企業發展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就信產部而言，國家對產業布局自有考慮。中國向往硅谷的技術，但最重要的是要學會模式的創新，這其中包括技術轉換模式、技術管理模式。信產部也想拋開以往那種不成功的，以科研單位為主的模式，而在企業平臺之上來發展。考慮、商量再三，最后大家達成一致：以信產部電子發展基金的1000萬人民幣作為啟動資金，以風險投資的形式進入；而鄧等4人以知識產權的形式入股。 為了便于公司管理，在與有關部門溝通時鄧中翰明確提出：“這公司要由我做董事長。”他的想法與信產部不謀而合，信產部也希望由他們來挑大梁。最終信產部只扮演了風險投資人的角色，并不干涉企業的日常運營。 在后來的發展過程中，中星微又進行了3輪融資。據當時信產部中星微項目的直接執行人，現盈富泰克創投(信產部為了管理所投資的基金后來專門設立的公司) 總經理劉廷儒透露：“雖然我們開始占了相當大的股權，但是在中星微以后的融資過程中，新引進的投資者所稀釋的都是我們的股權，管理層的股權并沒有動。這樣就保持了對管理層的激勵。” 因此到IPO之前，信產部的股份只占10.9%，而中星微的管理層依然保持在34.2%。在IPO后，信產部出售了手中握有的10%的股票，收回了10倍于當初的投資。目前中星微的管理層持股25.5%，員工持股20％左右，其他的則為新老投資者。 創造伯克利奇跡 1992年正值電腦從286奔向386時代，在伯克利攻讀博士學位的鄧中翰每天都能感受到硅技術和信息技術最前沿的沖擊。當時的風云人物，“摩爾定律” 的發明者摩爾、英特爾的董事長兼CEO安迪·格魯夫都畢業于伯克利電子工程系。“也許我該轉系”，榜樣的力量促使鄧中翰將自己的主攻方向改為電子工程系。 但鄧中翰的想法遇到了阻力，老師擔心他能否完成知識結構的調整。鄧中翰告訴老師自己在大學時代就做過非常超前的科研，還在世界一流的雜志上了發表了論文，完全有這個能力。最后老師答應給他一個學期考驗。 于是當一些中國學生都忙著買車和旅游的時候，鄧中翰還在苦讀，他覺得自己有一種責任感和壓力，“我是拿了‘挑戰杯’的人”。全A的成績讓鄧中翰得以順利轉系，然而另外一次更大的轉變還在后面等著他。 1994年的一次疏忽，由于忘記簽證，隨導師訪問的鄧中翰被迫滯留日本，無事可做的他只能出去瞎逛。站在東京銀座的街頭，看著來來往往、忙忙碌碌的人群，以及那種富庶和繁華，從未接觸過商業世界的鄧中翰突然困惑了。 “為什么自己離開中國時人們的工資才一百多元，而有些國家會這么發達？為什么有日元、美元，還有人民幣？為什么有股市？為什么有產業？窮國、富國、股票、企業、創新……這些在我以前的生活中從來沒有考慮的東西突然間全冒了出來。這些東西之間有什么聯系，它們又是如何支撐著這個世界的運行？”鄧中翰陷入了疑問。 徜徉東京街頭一連好幾天，鄧中翰都在想這些問題，他意識到這些東西的背后可能比自己每天研究的電子工程還要有更多、更復雜的原因。帶著疑問，他決定用自己最擅長的方式——學習，來解決這個問題。 在伯克利的歷史上從來沒有人橫跨過理、工、商，考慮到知識結構和精力的問題，校方拒絕了鄧中翰兼修經濟學的請求。鄧中翰找到伯克利的傳奇校長，美國歷史上擔任頂尖大學校長的第一位華裔——田長霖教授，在訴說自己的一番想法后才如愿以償。 當時，后來成為中星微骨干之一的張輝也來到伯克利攻讀電子工程學博士，和鄧中翰成了同門師兄弟。由于彼此非常投緣，他們還合租了一套公寓。張輝因此目睹了鄧中翰凌晨4點回來，早晨7點又出門學習的真實經歷。 在學習經濟學的過程中，鄧中翰發現這個世界遠不是自己當初從技術角度所看到的那么狹窄、那么專業、那么簡單。他一下子明白了：在體現個人價值的同時，也應該為社會創造更多的價值，這種價值會隨著商業、股票甚至于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等方方面面的發展體現出來。而最大的收獲則在于，鄧中翰學會了獨立思考，不再是別人考托福自己就考，別人去伯克利物理系自己也要去。 當這種商業思維和原有的技術思維交織在一起后，鄧中翰已經不再是那個只會埋頭學習的好學生了。 到1996年年底畢業時，鄧中翰拿下了物理學和經濟學的碩士、電子工程學的博士學位，成為伯克利建校一百多年來第一個橫跨理、工、商3個學科的人。 這種知識結構使得鄧中翰在行事時考慮問題非常細密，很多人在定位他時感到困惑，不知道他到底應該算是技術型人才、管理型人才，還是商業型人才，因為他實在太像個“全才”了。 周光召的邀約 畢業后，鄧中翰曾先后在Sun和IBM工作。1996年，正當IBM的“深藍”計算機和國際象棋大師卡斯帕羅夫的對決如火如荼之時，對此深感興趣的鄧中翰加盟了IBM。僅僅一年，他就申請了好幾項專利，還獲得了“IBM發明創造獎”，讓當時IBM資深的工程師都刮目相看。但也就僅僅一年，他就厭倦了這種大公司的環境，覺得在這里缺乏自己渴求的創新動力。 1997年，鄧中翰回到硅谷，就像在渾厚的創業氛圍熏陶下的很多硅谷畢業生那樣，自己創業。他創辦的是一家名為Pixim的研制高端平行數碼成像技術的公司，并任董事長。Pixim公司在技術上做的非常成功，在2000年創造了每秒成像8萬次的世界紀錄，并保持至今。市值曾達到1.5億美元。 正當鄧中翰沿著典型的硅谷生活軌跡順利前行時，1998年，中國科協主席周光召找到了他。作為忘年交，二人本是舊識，但是這一次，周光召帶來了一個沉甸甸的話題，“中國半導體工業可能要走一條新的道路才行，你想想看，有什么好的辦法來做。”周老對鄧中翰說。 周老告訴鄧中翰中國在芯片領域的發展情況。中國科學院早在1965年就開始了集成電路的相關工作，但直到1990年，我國仍未能在此類產品的大規模產業化方面取得建樹，1990年后的兩次沖擊也均無果而終。而作為電子信息領域的核心，中國的芯片技術必須發展起來。 因此，面對周老提出的問題，考慮到中國的芯片業到底應該如何突破的時候，鄧中翰從自己看到的、最擅長的，也是親身經歷過的硅谷模式出發，提出中國宜嘗試一種新模式——采用硅谷式運作的可能。 “你來做這件事，怎么樣？”鄧中翰沒想到周老會這樣問自己。 進入論壇>>聲明：IT商業新聞網登載此文出于傳遞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著贊同其觀點或證實其描述。文章內容僅供參考。新聞咨詢：(010)68023640.推薦閱讀
谷歌稱，這項功能利用開源語音合成器eSpeak將文本轉為聲音，從而使GoogleTranslate用戶能了解他們所看到的詞匯如何發音。eSpeak使用“共振峰合成”技術，能“以很小的容量提供許多種語言，但發音不如基于人聲錄制技術>>>詳細閱讀
本文標題：鄧中翰和他的中國芯令世界巨頭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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