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協議控制”的灰色存在，一定意義上是以犧牲國家政策剛性為代價的，而此次支付寶的股權之爭，或許能成為“協議控制”告別灰色地帶，從外商投資潛規則回歸顯規則的分水嶺。
國家對一些特殊行業不得由外資控股，但可以由外資企業提供技術服務的規定，使得當年聰明的律師們絞盡腦汁，發明了“協議控制”方式，使外資企業在不涉及對境內權益收購的前提下，通過合同取得境內企業控制權。這種變通辦法，在過去十多年間一直悄然運轉，但是到了央行頒發第三方支付準生證的關鍵時刻，企業家們出現了分化：馬云冒著“偷走支付寶”的惡名對“協議控制”說不，但也有申領企業仍然悄悄地由外資協議控股。
事實上，央行并非沒有態度。去年6月央行“二號令”已經明確，外資背景管理辦法由人民銀行另行規定，報國務院批準；今年1月26日央行又發函要求牌照申領單位專門書面聲明其是否為境外資本通過“持股、協議或其他安排”實際控制。牌照申領企業之所以仍然出現分歧，正是代表了互聯網行業對國家現行外資準入政策走向的猜測。而這種不確定性的根源在于，過去十多年間通過“協議控制”規避外資產業準入政策已成慣例。
應當承認，“協議控制”為起步階段的中國互聯網提供了不斷創新發展的融資機會，從新浪開始，為數眾多的中國互聯網企業通過“協議控制”方式，實現了境外上市。但是它的后遺癥也顯而易見，因為這種方式從來就沒有官方準生證，生來就身份模糊，在實際運轉過程中更是存在法律和監管空白，由此帶來一系列不確定性和風險隱患；更為尷尬的是，“協議控制”的存在讓中國的外資產業準入政策某種程度上成了一紙空文，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雅虎和軟銀直到牌照申領的最后關頭仍然存有幻想：“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中國的規定永遠是可以繞開的——這對國家信用的傷害無形但深遠。
中國網民已從2000年的數千萬人增長到5億人，互聯網已成為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在這樣的現實條件下，讓灰色外資回到陽光下，是中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必然要求，也是行業規范發展的現實選擇。
在這一過程中如何既防范風險又鼓勵創新、不傷及產業發展，是擺在監管部門面前的一個課題。但無論如何，在企業“姓內”還是“姓外”這個屬性問題上，國家不可能一直被蒙在鼓里，尤其是在觸及國家金融和信息安全的特殊領域，規范和秩序的優先地位早已超越了產業擴張的局部利益。可以肯定的是，要讓“協議控制”從潛規則回歸顯規則，需要資本運作在陽光下運行，需要監管部門的政策更為清晰、透明，還需要加快制定相關的法律法規。
“灰色外資”浮出水面不僅不會影響中國現行的對外開放政策，還會進一步穩定海外投資者對中國的預期。《中國互聯網狀況》白皮書明確提出：“中國將堅定不移地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始終依法開放中國互聯網市場，歡迎各國企業依據《外商投資電信企業管理規定》進入中國互聯網市場，分享中國互聯網發展機遇。”一個成熟理性的市場很容易明白，市場的規范才是股民真正的長期利好，因為對于投資者而言，透明遠比開放來得重要。互聯網永遠是不停上演資本魔術的傳奇產業，它讓人們見識到創新的神奇力量；但是2008年金融危機已經足夠讓我們警醒，“協議控制”也好，其他的體制外創新也好，不論什么樣的資本魔術，都應該在陽光下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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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支付寶之爭或加速協議控制告別潛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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