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創新人才的培養問題是我們國家長遠發展的一個大問題。但中國還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都是人云亦云，沒有自己獨特的創新東西。
我是上世紀30年代去美國的，開始在麻省理工學院學習。麻省理工學院在當時也算是鼎鼎大名，但我覺得沒什么，一年就把碩士學位拿下了，成績還拔尖。但我在這一年并沒學到什么創新的東西，很一般化。
后來我轉到加州理工學院，一下子就感覺到它和麻省理工學院很不一樣，創新的學風彌漫在整個校園。在這里，必須想別人沒有想到的東西，說別人沒有說過的話。我得和他們競賽才能跑在前沿。并且，創新還不能邁小步，否則很快就會被別人超過。這里的學術氣氛非常濃厚。現在國內倒好，一些技術和學術討論會還互相保密，互相封鎖，這不是發展科學的學風。
記得那時在一次學術討論會上，我的老師馮·卡門講了一個學術思想，美國人叫“goodidea”（好主意）。這在科學工作中是很重要的，有沒有創新，首先就取決于你有沒有一個“goodidea”。所以馬上就有人說：“卡門教授，你把這么好的思想都講出來了，就不怕別人超過你？”卡門說：“我不怕，等他趕上我這個想法，我又跑到前面老遠去了。”所以我到加州理工學院后，一下子腦子就開了竅。
我本來是航空系的博士研究生，導師鼓勵我學習各種有用的知識。我到物理系聽課，講的是物理學的前沿；生物系有摩根這個大權威，講遺傳學；化學系主任L·鮑林講結構化學，是化學的前沿。L·鮑林對于我這個航空系的研究生去聽課、討論，一點也不排斥。我們后來成為好朋友。他晚年主張服用大劑量維生素的思想遭到生物醫學界的普遍反對，但他仍堅持自己的觀點，甚至和整個醫學界辯論不止。他自己就每天服用大劑量維生素，活到了93歲。加州理工學院就有許多這樣的大師和怪人，決不隨大流。加州理工學院給學者、教授們，也給年輕的學生、研究生們提供了充分的學術權力和民主氛圍。
我曾講過我當時和一些權威辯論的情況，那在加州理工學院是很平常的事。那時，我們這些搞應用力學的，是用數學計算來解決工程上的復雜問題，所以人家又叫我們“應用數學家”，可是數學系的那些搞純粹數學的人瞧不起我們。兩個學派常常在一起辯論。有一次，數學系的權威在學校布告欄里貼出了一個海報，說他在什么時間什么地點講理論數學，歡迎大家去聽講。我的老師馮·卡門一看，也馬上貼出一個海報，說在同一時間他在什么地方講工程數學，也歡迎大家去聽。結果兩個講座都大受歡迎。這就是加州理工學院的學術風氣，民主而又活躍。我們大受教益，大開眼界。在今天我們國家的大學里面，大家見面都客客氣氣，學術討論活躍不起來。這怎么能夠培養創新人才？更不用說出大師級人才了。
有趣的是，加州理工學院還鼓勵理工科學生提高藝術素養。我們火箭小組的領導馬林納就一邊研究火箭，一邊學習繪畫，后來還成為西方一位抽象派畫家。聽說我懂得繪畫、音樂、攝影等方面的學問，并被美國藝術和科學學會吸收為會員，馮·卡門老師非常高興，說你這些才華很重要，這方面你比我強。因為他小時候沒有良好條件。
我父親錢均夫很懂得現代教育，他一方面讓我學理工，走技術強國的路；另一方面又送我去學音樂、繪畫這些藝術課。興趣廣泛對啟迪一個人在科學上的創新是很重要的。科學上的創新光靠嚴密的邏輯思維不行，創新的思想往往開始于形象思維，從大跨度的聯想中得到啟迪，然后再用嚴密的邏輯加以驗證。
像加州理工學院這樣的學校，光是為中國就培養出許多著名科學家。如錢偉長、談家楨、郭永懷等等。那個時候，就是這樣一批有創新精神的人把中國的原子彈、氫彈、導彈和衛星搞起來的。今天我們辦學，一定要有科技創新精神，培養會動腦筋、具有非凡創造能力的人才。我回國這么多年，感到中國還沒有一所這樣的學校。現在的大學生，都是別人說過的才說，沒說過的就不敢說，這樣是培養不出頂尖帥才的。你是不是真正的創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別人沒有研究過的科學前沿問題。我們中國學生到加州理工學院學習的，回國以后都發揮了很好的作用。所有在那學習過的人都受它創新精神的熏陶，知道不創新不行。科學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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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錢學森：學風不活是創新人才培養的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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