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近日《半月談》載：當前，在一些地方領導的眼里，只要保證不出負面報道，多上正面報道，宣傳部門官員就“稱職”，否則就是不稱職。這個評價杠桿迫使宣傳部門將大量時間和精力花在對付媒體和控制負面新聞上。 俗話說：人無完人，金無足赤。政府工作也是如此，從每個地方的工作實際和社會實際看，都有客觀存在的正負兩面的問題。但如果充斥媒體的，總是正面報道甚至是功德宣傳，而無負面的東西，不僅有違客觀規律，也與新聞報道的規律不符。 誠然，相比正面報道，負面新聞更容易引發社會關注，對地方形象和穩定會帶來一定影響，但對當地政府政府而言，如果出了問題一味護短，壓制媒體報道，恐怕才是最大的失誤：一方面，在這個媒體立體化、新媒體高度發達的時代，政府部門欲“封口”，不僅難以封住，反而會帶來更大的麻煩，貴州甕安事件就是一個慘痛的教訓。另一方面，既然問題已經出現，即使媒體不報道，公眾心里也會有預期；而且按照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相關問題如果屬于公眾應知的內容，也應主動公開才會不留口實。 輿論監督作為新聞宣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黨和人民賦予新聞媒體的一項神圣職責。而負面報道屢遭“封口”，從表面上看，遭控制的是媒體的監督權，但實際上被控的卻是公眾的監督權和話語權，刺傷的是公眾參與社會事務的心。一再出現的地方政府操控媒體監督的現象，實際上開啟了一個可怕的魔盒。當處于被監督的公權力可以操控媒體輿論的時候，媒體的監督能力不是越來越強，而是越來越弱，公眾也會淪為公權力的弱者。 當下，控制負面新聞之所以在某些地方流行，并成為宣傳部門的考核指標，筆者以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原因：一是個別官員不健康的政績觀。個別地方官員，過分看重政績這一官員升遷的重要通道，熱衷于做上級領導喜歡看、看得見的事情。這些人往往花費大量人力財力進行政績宣傳，如果因能力平庸而政績平平，甚至還不惜聯合媒體造假。但對問題和矛盾卻能捂則捂，能瞞則瞞。 二是負面新聞不能得到正確認識。其實，判定新聞的正面負面，應該以是否有利于公眾利益為標準；而且負面新聞如果得到有效重視，不僅會消減消極影響，也有利于問題的解決與政府公信力的提升。但部分官員錯誤地將是否有利于地方利益，甚至個人的政績作為新聞價值的判斷依據，負面報道遭打壓也就在情理之中。 三是媒體的獨立報道權得不到尊重。媒體有獨立報道的權力和義務，有權認定負面新聞的本應是媒體本身，而一旦成了權勢人物，媒體就會因權力介入而讓新聞報道活動陷于一種有形無形的周旋與對抗中，輿論監督難有效開展；另一方面，媒體在日復一日的被“封口”馴化下也會形成“過敏反應”，以至于對于某些負面題材根本不再涉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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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打壓負面報道是挑戰公眾監督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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