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發布的調查報告，截至去年5月，美國人的智能手機擁有率已達35%，在25~34歲的人群當中，這一比例更是高達58%。在特定的社會階層，智能手機甚至被視為圈內人的標志。這是否意味著“全民智能機”的時代即將到來？
至少作家泰迪·韋恩并不這么認為。作為紐約“反智能手機小組”的中堅力量，韋恩似乎從不介意他人或驚訝或鄙視的目光，因為在他看來，“擁有與自己的頭腦獨處的時光”，才是最重要的。
智能手機的失敗與偉大
《淺灘：因特網對我們的大腦做了什么》一書作者尼古拉斯·卡爾認為，智能手機的確能提高用戶的多線操作能力，然而所謂多線操作通常是在一個心不在焉的狀態下進行的，長此以往，用戶的持續聚焦及深度思考能力亦將受到損害。
更重要的是，智能手機使得“24小時在線”成為現代人的生活常態。所謂“計算機輔助型網上沖浪強迫癥”亦有可能出現在智能手機用戶身上，唯一不同的是，對后者而言，這一癥狀有可能“從你醒來的那一刻持續到入睡前”。“我們已失去與自己的頭腦獨處的機會……任何時候，只要有一秒鐘的空閑，我們都會不由自主地翻開智能手機，希望知道外面的世界發生了什么。”
作為一名重度刷屏癥患者，作家喬納森·塞弗倫·弗爾日前不無驚恐地發現，自己居然在“一邊查看郵件，一邊給孩子洗澡”！這促使他下定決心扔掉那部價值不菲的智能手機。“保持聯系固然是好事，然而我們聯系的對象卻成了毫無意義之事，比如，不斷刷新郵箱，刪除陌生人的郵件。”弗爾表示，忍痛割愛的最大好處便是，寫作時的注意力集中度有了顯著提高。
如果說作家的技術恐懼癥源于對獨立心理空間的需求的話，那么曼哈頓腫瘤學家安德魯·愛潑斯坦的“反智立場”便是出于對醫護倫理的憂慮了。在討論重/絕癥患者治療方案的會議上，他經常看到“年輕的醫生正偷偷察看自己的智能手機”，這令他大為光火卻又無計可施。就個人而言，他可不需要“一款應用來告訴自己身處哪個城市或者附近有哪幾家餐館”。對于風行全球的智能游戲——比如“水果忍者”或“憤怒的小鳥”，愛潑斯坦更是不屑一顧：“砍水果、彈小鳥？我可沒興趣。”不過，他亦承認，在與妻子外出度假時，偶爾他也會借用對方的iPhone或黑莓手機來查收緊急郵件。 上一頁1 2 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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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國外出現反智能手機小組 反對全天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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