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通信業與實體經濟的融合，帶動了傳統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然而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是，隨著移動互聯網的發展，由智能終端與無線網絡相結合而帶來的安全威脅也愈加嚴重。例如，Android經常遭受木馬病毒的攻擊，“吸費門”的事件時有發生。 同時，智能手機在漫游中產生的巨額話單也侵擾著消費者的使用。這一切都督促監管部門要隨著市場的發展與競爭格局的轉變而不斷創新資費監管方式。
調整上限管理方式
從2005年10月1日開始，我國四項基礎電信業務（國際及港澳臺長途、國內長途、移動漫游、本地區間通話）資費將由原來的政府定價改為上限管制。上限管制對于推動資費下降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同時也出現了一些問題。首先，電信技術進步導致成本下降使得現行話音資費的上限標準已無法激勵企業下降價格，需要在成本核算的基礎上制定新的上限標準。其次，2005年出臺的四個業務資費上限管制都是基于話音業務的，而今，話音業務的資費逐步走向簡單、包月、下降的趨勢。而寬帶、專線、漫游等數據業務的調整發展亟待加強價格管制。英國已取消固定話音的上限管制，引入專線價格的上限，歐盟也實施了數據漫游的價格上限。
進一步降低話音資費水平
今年，由差別定價引發的新一輪價格戰在行業內愈演愈烈。盡管經過一系列改革和市場競爭，國內話音資費連續多年以兩位數速度下降，但是目前的資費水平還存在著下降空間。近來，移動話音資費的計價單位引起社會關注，用戶對計價單位的爭議還在持續，這都期待隨著話音價格的進一步下降來逐步化解。不僅如此，隨著國際經濟來往緊密，用戶對國際通信的需求不斷增大，但很多人反映移動國際漫游和國際長途資費偏高。
我認為，對于國內話音，不應該僅僅要求運營商每年達到一定的降價幅度，更重要的是通過進一步開放市場與創新競爭機制來促使價格下降與計費方式的調整。對于移動國際漫游和國際長途等業務，需要繼續推動電信企業加大與境外運營商的結算價格談判力度，引導企業將結算降價成果盡可能多地體現到用戶國際長途和漫游資費上。同時，利用國際電聯會議等平臺呼吁降低結算價，利用各種國際合作、雙邊、多邊、自貿區等機制，將其作為政府間談判要價，推動各方共同努力降價。
加強對寬帶、專線資費的管理
2011年上半年，發改委啟動了針對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的寬帶專線接入價格歧視行為的反壟斷調查，所涉及的專線接入價格的壟斷問題已經成為去年全社會熱議的焦點。經過調查，發改委提出需要下降互聯網專線接入服務的價格。為了讓用戶能夠用得上、用得起和用得好，政府需要普及寬帶、管制價格和監測速率。隨著移動互聯網、3G業務的發展，以及微博等新業務應用的普及，移動數據資費及服務規范逐漸成為當前熱點，而對此的管理卻沒有相應地跟上。
過去，我們的資費監管是基于話音資費的，目標是保證話音資費逐步降低，以滿足消費者的需求。面對寬帶與互聯網的快速發展，以及其對經濟社會的巨大作用，由于寬帶、專線與網間互聯具有一定的自然壟斷性，需要我們的資費與結算監管重點從話音資費向寬帶監管上轉變。同時，需要繼續推動網間互聯架構優化，建立互聯網網間帶寬擴容長效機制，下調互聯網交換中心（NAP點）的結算價格，引導直聯結算價格的下降。
建立批發價格管理體系
為了吸引民間資本進入，工信部日前發布了《關于鼓勵引導民間資本進一步進入電信業的實施意見》。其中提出，鼓勵民間資本開展移動通信轉售業務試點、接入網業務試點和用戶駐地網業務。這項政策對民間資本進入電信業將產生重大影響。但是，我們知道，轉售市場開放需要政府建立話音批發價格的管理體系，以保證網絡運營商給下游轉售商的話音批發價格是基于成本的。否則，即使市場開放了，民間資本也無法在電信市場與網絡運營商處于公平競爭的狀態。
所以，在新一輪市場開放的形勢下，監管機構需要重新思考資費監管的思路與政策，建立零售與批發的雙層資費的監管體系，發揮零售與批發價格間的互動與制約作用。
確切地說，我國處于話音與寬帶數據資費監管交叉并進，多種資費結構并存的階段。我們既需要不斷下降電信資費，又要調整上限管制的范圍，增加寬帶與專線的上限管制，以促進寬帶與專線的資費下降。針對移動互聯網發展需要將業務資費監管延伸到終端計費軟件的監管上。因此，在新的形勢下，需要從保護消費者利益出發，出臺多個管制政策，并建立新的資費監管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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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移動互聯網時代的資費如何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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