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常常去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調研和講演，發現當地越來越多的民營企業家都在反應融資困難，甚至超過2008年金融危機最嚴重的階段。在緊縮型的貨幣政策和結構調整的產業政策推動下，這個結果似乎顯得無可厚非。但是，引起我們注意的是，這些企業并沒有像金融危機時刻出現接二連三的破產現象。于是，在調研中我們又發現，當地的民間金融今天變得異常活躍，也許真是這個現象似乎一部分又解釋了中小企業為什么還在生存的疑慮。但是，細想一下，疑慮還是無法消除——這些中小企業究竟靠什么來償付民間借貸的高昂成本，現在月息5分6分(年率60%左右)的貸款已經成為民間金融市場的一般行情。
正是在這樣資金饑渴的背景下，我們注意到了一些地區私募股權基金募資的熱潮，少則幾倍多則幾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投資回報率，吸引了一批又一批來自低迷的股市和樓市以及不堪銀行負利率的VIP客戶所擁有大額資金。但是，為了實現給這些投資者的高額回報，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很多都是在追求短期高回報率的風險投資，創業板市場中的套現行為很多就是私募投資機構所為。現在它們的高回報募資策略又逼得很多正在遭遇“錢荒”的銀行也不得不開始鋌而走險發行各種高回報率的理財產品來爭奪被民間金融市場奪走的客戶。
另一方面，我們還注意到不僅創業板的一些上市企業出現了什么都還沒有成型，卻在市盈率急速膨脹的環境下，獲得了意想不到的巨額現金流，而這些超募的資金一下子就讓這些公司老板的身價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是成了億萬和千億萬富翁后的他們，為什么又急著匆匆離場，而不發揮他們事前在募集資金計劃書中所寫的自己的企業具有的“非凡實力”呢？而且，對中小企業來說，在今天這么寒冷的民間信貸市場上，也居然看到個別投資項目同樣出現了超募的結果。這說明今天中國市場不缺錢！甚至大量的錢還到了國家監管部門不希望看到的市場中，比如，農產品和工業原材料用的大宗商品市場價格節節被推高，這種嚴重影響經濟健康發展的流動性今天已經逼得央行在不斷收緊流動性以抗衡物價上漲和資產泡沫的壓力，但從中小企業今天出現的上述問題上我們也能看出緊縮政策的結果并不如意。
最讓人的擔心的是今天一些真正想實現企業家成功夢想的達人因為在國內融資的門檻條件沒有滿足，今天不得不進入美國市場中去實現自己的發展計劃，當然，也有一些不知美國市場對“概念股”要求甚嚴的中資民營企業，為了緩解自己資金的饑渴，而不顧自己的實力高低刻意包裝自己，去殺進看似對所有企業“公平”的美國市場，結果，一小撮人的造假行為讓我們真正有實力的中資民營企業也在美國做空力量的打壓下集體蒙受恥辱。這就是同時發生在今天中國式“錢荒”所造成的一系列離奇的現象！
那么，是什么內在的原因會導致近來中國大地頻頻出現這種中國式的“錢荒”現象呢？我想今天這種“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激烈角逐的背后，一定存在著一些深層次的矛盾，它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美國這些年來華爾街的金融機構利用自己超越監管的“衍生品創新”的能力，綁架了各國政府為“金融泡沫”的軟著陸而不得不采取積極的救市措施，從而導致復活的金融資本因為實體經濟的低迷狀況而沒有去為企業投資和居民消費做出貢獻，反而紛紛來爭搶今天本屬于產業資本生存的領地：比如，大宗商品和農產品市場，還有高速發展的新興市場，致使這些市場出現了價格膨脹、大幅波動格局，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新興市場國家不得不被動加息，從而進一步推高了本國產業的資金成本。當然在中國，融資能力本來就脆弱的中小企業因為今天生產成本節節攀升，歐美市場又低迷不興，所以，他們不能像過去那樣，以自己杰出的生產業績來彌補自己融資條件困難的處境，只好面對今天“錢荒”的煎熬。
其次，由于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經濟的增長方式從過去以民營企業出口導向為主的投資方式變成了今天以各級政府鐵公機(基)建設和大企業參與進來的地方城市化建設為主的投資方式，雖然在短時間我們取得了防止中國經濟硬著陸的豐碩成果，卻也帶來了不可忽視的后遺癥：一些國企和央企利用自己得天獨厚的融資能力和處在產業鏈上游的優勢，卻不滿足國家和地方政府所要求的低效益的投資項目，從而將可觀的資金投向了高收益高風險的領域，比如，樓市和大宗商品市場，造成了這些市場流動性泛濫的后果，這也使得國家為了減少積極財政的后遺癥，今天不得不以穩健的貨幣政策來收回前期投放的流動性，但效果并不理想。
第三，今天廣大遭遇“錢荒”的中小企業，從事的行業也是金融危機后國家產業結構調整需要控制的三高一低行業，油價、水電煤價的上漲，和人民幣的急速升值，以及拉閘限電的節能措施都給它們的產業生存條件增加了巨大的負擔。本來我們都期待他們發揮“船小好掉頭”的產業升級優勢，但事實上事后的變化讓我們看到了今天他們兩種不同的“尷尬”：
一是很早就放棄實業，拿著自己的產業資本和抵押所獲得的銀行低息貸款去追逐高收益的樓市投資、一路上漲的大宗商品、被市場看好的字畫名酒收藏行業和剛才提到的私募股權投資行業，帶來這些行業的商品價格急劇膨脹的效果，實現了它們今天“以價補量”、“以錢養錢”的盈利模式。但是，一旦價不漲，錢沒有，就逼得他們要么賣手頭的資產，要么去高利貸市場借錢還貸，現在看來，在通脹預期還沒有消失的情況下，它們選擇的是通過高利貸來彌補資金鏈的缺口。
二是那些一開始“心不活”的中小企業，吃過去的老底在等待產業的春天到來，他們因為人才的匱乏和資金的短缺，并沒有能讓我們看到出現真正意義上的產業升級，雖然，近期一些中小企業都拿到了不少出口的訂單，但是，民工荒、生產成本的高企和貿易摩擦的升溫，讓它們也只好穩重行事。不過，現在高利貸市場旺盛的資金需求卻吸引了這批剩下來的企業老板，也開始把自己的產業資本以私募或小貸公司的合法身份投到了看上去能夠賺到快錢和暴利的民間高利貸市場，滿足了今天不想自己砸盤的企業家的資金需求，這使得民間市場的借貸成本隨著緊縮貨幣政策的力度加大而一路上揚。從這個意義上講，國家的宏觀調控沒有起到真正的效果，有些價格平穩的現象也是暫時的行政管理的效果。
第四，由于今天市場活力的匱乏，而政府積極的財政投資在支撐著中國產業資本發展的方向，于是，大量的資金都聚集到政府指導的新型戰略產業中，很多不具備條件的地區和企業也為了融資的便捷性，一窩蜂都集中在搞新能源等國家扶持的項目上。尤其是這兩年來外國一些機構知道我們好大喜功的特點，把新能源低端的生產環節搬到中國來，并利用我們互相惡性競爭的市場環境獲得了最低廉的外包條件，事后我們很多人才意識到新能源或清潔能源等項目雖然消費環節非常節能清潔，但生產環節要比傳統制造業更耗能，更污染。而且，有些清潔能源項目因為國內沒有交易市場，所以它后端的利潤部分也讓跟我們合作的外資企業輕易拿走。尤其令人擔心的是，這些行業還沒有開始出現實質性的高附加價值增長的階段，就已經暴露了重復建設的泡沫問題。所以，我們今天不得不要指出的是，有些增加附加價值的思路實際上超越了我們今天的生產能力和市場發育的成熟度，反而形式上在做“高端”，但實際上絲毫沒有改變中國加工貿易的制造特點，結果造成資金過度地集中在強調“創新概念”的企業手中，而給其他產業資本的發展增加了前所未有的“錢荒”負擔。
第五，目前通脹的特點是成本推動型的，而且，在遏制通脹有效的手段還沒有形成時，更加劇了市場對未來通脹的預期，于是，出現了今天“以價補量”、“以價勝量”的盈利模式。比如，囤積商品(“電荒”也有這方面的因素)，高息短貸等的企業行為變得普遍起來。這樣使得成本推動型的通脹愈演愈烈。從而造成了社會各個生產、物流和服務環節中，面臨上游單位價格不斷上調的環境，下游企業和消費者不得不付出更多的資金代價。于是，缺乏資金而又安于本分的中小企業就更加會感到“錢荒”的壓力。為了平衡這種壓力，今天絕大多數的中小企業都會拿出一部分的產業資本，將其用到高回報高風險的金融屬性的投資或投機中，這更加劇了產業資本“錢荒”問題的嚴重性。
因此，為了解決中國式的錢荒問題，改變今天國家產業資本(看得見的手)和民間金融資本，包括熱錢(看不見的手)之間激烈角逐的現狀，我們提出如下幾點政策建議，期盼有關方面能夠拿出比緊縮貨幣政策對付成本推動型通脹問題更有效的政策組合拳：
1. 多元化的產業結構符合中國現階段的發展狀況和需求，高附加價值的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是我們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必然趨勢，但是，當中國經濟目前人才和資金以及金融體系的成熟度還相對匱乏的時候，全國各地都搞同樣的新型戰略產業的發展規劃可能會占用資源、形成低端同質化生產的惡性競爭。反而，在傳統行業，通過這些年來的學習和磨練，附加價值實際上已有可觀的提高，但卻遭遇到政策的歧視。因此，我們認為應該給所有的生產性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要降低他們的稅負、物流成本和提供給他們以公平的競爭環境，讓產業資本重新站上經濟發展的大舞臺。尤其是目前在成本推動型的通脹壓力下，阻止產業資本走向金融資本的途徑，就更顯得必要和緊迫。
2. 我們要警惕目前金融資本快速膨脹、從而導致產業資本也集中往上游轉移的現象。這表現在今天不少企業和機構的盈利方式已凸顯出“以價補量”的格局。為此，在政府部門的支持和協助下，一定要強化專業型和市場型的監管方式，及時釋放金融投機屬性所積累的價格膨脹的風險。否則，金融資本必將擠出產業資本。造成最嚴重的經濟滯脹的后果。
3. 我們要規范財政投資的項目運營方式，嚴防產業壟斷資本和金融投機資本的結合在一起牟利的不良現象。嚴厲打擊企業“以價補量”盈利模式中尋租腐敗的行為。現在應該做得是盡快改變積極的財政政策，減少不計成本的投資需求。把經濟運行的重任交給市場和按市場規律辦事的企業家，而加息的緊縮貨幣政策只會增加外匯占款，擠出產業資本的風險。企業搞活了，制度搞好了，“負利率”現象就會因為新一輪由企業家推動的增長方式的形成而消失！從這個意義上講，政府應該大力扶持和幫助企業與機構在推行的健康的產業金融和科技金融的創新手段，讓金融資本真正為有成長性的產業資本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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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的角逐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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