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溫和的通貨膨脹一直占美國經濟的主導地位，從1920年至今，美國出現嚴重的通貨膨脹僅有兩次：一次是1940——1950年代，另一次即是1970——80年代。見下圖：
圖一：1920年以來美國通貨膨脹情況一覽
結合歷史，我們可見：美國的通貨膨脹周期首先與其軍事支出有關。如上圖所見:1940年至1953年的通貨膨脹周期，恰好是美國先后深陷二戰和韓戰的時期。該周期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939年二戰開始至太平洋(601099,股吧)戰爭時期，隨后因為戰時特別管制，而通貨膨脹率開始回落；及到1945年，隨著決戰的開始，通貨膨脹再次陡增，及后隨著戰爭的結束，通貨膨脹率再次回落，這是為第二階段；而1950年韓戰的爆發，促使該通貨膨脹周期進入第三階段，通貨膨脹率自1950年再次大幅上升。其后美國的通貨膨脹率進入一個相對平穩的階段，直到1960年代后期，因為被越南戰爭拖入泥沼，美國當時正面臨國際收支赤字、財政赤字和通貨膨脹的巨大壓力。在這樣的現實背景下，美國政府悍然與歐洲、日本大打“貨幣金融戰爭”。雙方唇槍舌戰，互相指責，當時美國亦堅持認為歐洲和日本不承擔國際收支調節的義務，是在蓄意制造國際經濟的不平衡，美利堅要求歐羅巴和日本采取措施改善歐美和日美之間的貿易失衡問題。針對國際金融、貨幣和對外經濟關系，當時在任的尼克松總統引述多次發生的貨幣危機，指責“投機者業已發動針對美元的全面戰爭”；而歐洲和日本則認為美國不負責任，他們認為正是因為美國自身挑起了越南戰爭，由此而產生的巨大的軍費開支才是觸發其財政赤字和相應的國際收支赤字的根本原因。
其次，我們可見的是美國的通脹周期與美聯儲的貨幣政策有著莫大的聯系，其主要表現形式為美聯儲主席的更替：1970年代是美國歷史上通貨膨脹發展最快的時期之一。與之對應的是，該時期的美聯儲主席是偏向寬松貨幣政策的伯因斯；到里根時期，通貨膨脹得到大幅下降，而與之相對應的卻是，該時期的美聯儲主席是堅定的緊縮的貨幣政策主張者沃爾克。從圖二我們可見，貨幣政策對通貨膨脹是有著莫大的影響的。寬松的貨幣政策即低的利率政策所伴隨的是高的通貨膨脹率，反之緊縮的貨幣政策即高的利率政策所對應的結果是低的通貨膨脹率。
圖二：1968年至1984年間美國貨幣政策與通貨膨脹率情況一覽
注：1970年以前的美聯儲主席為馬丁（1951——1970），在伯因斯與沃爾克之間，米勒于1978——1979年間成短暫的出任過該職位。
美國70年代的通貨膨脹為何持續如此之久呢？據上圖，我們可從貨幣政策層面，為通貨膨脹率的持續高燒不退找到原因：在高速通脹的1973至1980年，美國的通貨膨脹的增長率一直高于其聯邦基金利率增加的速度。只到1980年代，強調緊縮貨幣政策的沃爾克出任美聯儲主席一職，并一再提高聯邦基金利率（甚至一度達到前所未有的16.4%），高速通貨膨脹才得以逐步消退。
1969年尼克松上任，為了緩解財政和外貿的雙赤字，政府采取了緊縮的財政政策，同時美聯儲也提高了利率。但是，政策在實施不到半年，失業率便急速飆升，而同期GDP卻大幅下滑。尼克松估量形勢后重新做出了新的決策，任伯因斯為聯儲局主席，接著又宣布終止美元與黃金的兌換。伯因斯作為虔誠的凱恩斯主義信徒，為當時經濟開出的藥方是增加經濟體中的貨幣供應量，他認為這樣就可以保持低利率，從而推動消費和投資，以達到經濟增長和就業增加的目的。伯因斯在充分的考量了需求方的作用時，卻完全忽略了供給方的作用。當人們意識到手中的貨幣購買力逐漸在下降時，雇員便會要求提高工資，而雇主則只會選擇提高售價，而不愿雇用額外的勞動力。正是在這樣的政策環境下，70年代高失業率與高通貨膨脹得以同時出現。美國由此開始步入一個長達10年之久的滯漲期。
雖然當時尼克松總統在美國曾經大范圍地無所不包的價格管制，1971年以后的通貨膨脹率雖然得到了暫時的控制。但是，這種抑制型的通貨膨脹無法持續，最后不得不取消了控制。麻煩遠不止于此，1973年10月，中東地區爆發新一輪的站在。石油出口國組織為報復西方國家對以色列的支持，決定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工業國家實施石油禁運，油價隨即急速升至每桶12美元，升幅達4倍有多。油價的飆升推動通貨膨脹近乎失控，這也直接導致1974年美國的通貨膨脹率超過10%。
1974年，尼克松因為水門事件下臺，福特繼任。福特對付通貨膨脹的方法，是發起一場運動趕走通貨膨脹的運動，他把印有WIN（英文Whip Infation now的縮寫）字樣的徽章貼在各種商品上。他還號召國民多種糧食，節約能源，主婦們勤儉持家，希望通過抑制需求的方法來抑制通貨膨脹。
雖然福特對付通脹的手段并不高明，但是一些超出他掌握的宏觀因素幫助了他，他掌權時候的兩位數的通貨膨脹逐漸由于經濟的衰退而逐步下降。譬如隨著中東局勢趨于穩定，能源價格也逐步回落，通貨膨脹的勢頭得到了控制，同時越戰中的最后一批美國士兵最終不得不選擇撤出，軍費開支也隨著降低。而且，由于福特是一名堅定的財政保守主義者，他屢屢動用否決權，否決了一些他不喜歡的財政支出議案。但這些并不能夠改變美國的通貨膨脹的實質。油價下降，通貨膨脹繼續惡化的勢頭，看似得到了遏制，但事實上核心通貨膨脹率卻并沒有因此而下降。反而是在能源價格下降的同時卻緩慢上升，這說明通貨膨脹已經從能源和糧食傳導到了經濟其他部門。并且面對高企的油價，通貨膨脹預期已經形成，自然失業率也不斷提高。但是政府并沒有意識到這些結構性的變化，反而面對經濟的衰退，企圖以溫和的減稅措施刺激經濟發展，都為下一波的通貨膨脹埋下了隱患。
與福特相反，卡特總統在任時期恰恰就是通貨膨脹率增幅最大的時期。1979年伊朗爆發革命，其后石油大幅減產令油價再度急升，在成本推動和不斷上升的通脹預期下，美國的通脹率又再次達到10%以上水平，再加上美聯儲一再對上調利率表現猶豫，導致通貨膨脹率居高不下。由于能源價格的迅速上升和美聯儲對加息政策的猶豫不決，直接導致了卡特任期內的通貨膨脹率達到了戰后的最高點，卡特也成為了美國戰后最不得人心的總統。
但卡特任期結束前任命沃爾克為美聯儲主席，卻為后來控制通貨膨脹打下了基礎。接任他的是里根總統，這個自由主義者對沃爾克的政策予以了有力的理解和支持，這也使得沃爾克的釜底抽薪式的貨幣政策得以實施。為收緊貨幣供應，沃爾克一度將利率推高到20%。他下的這劑猛藥，令經濟雖然暫時的出現了衰退，失業率也激增至10%以上。但事實卻是，通貨膨脹的壓力最終在政策實施兩年后被消弭。該政策一舉解決了困擾美國當年的滯漲問題，并為里根及克林頓繁榮奠定了穩固的基礎。
回顧上述歷史，我們固然認為諸如中東戰爭和伊朗革命等偶然事件對油價形成沖擊，進而加劇通貨膨脹的壓力。但正如沃爾克的政策所昭示于我們的，這些因素絕不是導致通貨膨脹的根本原因。弗里德曼曾經說過，通貨膨脹歸根到底都只是貨幣現象而已。
而這種不顧及通貨膨脹的政策是有其理論根據的。從尼克松到卡特，1970年代的歷屆美國總統，與伯因斯一樣都是虔誠的凱恩斯主義信徒，他們一直把充分就業看作施政的重點。如1976年通過的哈姆弗——霍金斯法案暨“完全就業和平衡預算法案”，為70年代的美國的解決政策定下了基調。在該法案中，美國經濟有四大最終目標：完全就業，產出增長，價格穩定，外貿和預算的平衡，在該法案中，充分就業是放在第一首要的位置的。正是基于此，他們認為只要增加經濟體中的貨幣供應量，并且保持低利率，就可以推動消費和投資，以達到經濟增長和就業增加的目的。
但這10年所昭示于我們的是，世界經濟，特別是貨幣政策的情況，是由實行支配當代人物思想的理論的必然結果。“通貨膨脹不是上帝所造成的，它們是人類自己造成的，或者更確切的說，是由于受錯誤理論指導的政府所造成的。”[1]
當前政策有使世界經濟滑入滯漲的風險
1、相似的背景龐大的軍費開支所導致的財政及國際收支雙赤字
早在1960年代后期，被越南戰爭拖入泥沼的美國，當時正面臨國際收支赤字、財政赤字和通貨膨脹的巨大壓力，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尼克松于1971年8月15日宣布了他的“最全面的新經濟(310358,基金吧)政策”，他命令美國財政部長，“暫時中止美元與黃金或其他儲備資產之兌換，除非要求兌換的數量和條件符合貨幣穩定和美國的最高利益。”而這一幕于我們今天所歷的是何其的相似啊，為確保美國所要求的所謂的公平競爭。美國政府已經在醞釀大打一場“貨幣金融戰爭”了。只是其對象于原來的歐洲和日本轉為中國如此而已。2010年2月9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在白宮接受美國《商業周刊》專訪時表示：“在接下來的一年中，我的目標是讓中國認識到人民幣升值符合他們的利益。”在指責中國的時候，被美國人刻意忽視的一點卻是：再次被觸發的財政及相應的國際收支赤字，是因為他挑起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所產生的龐大的軍費開支而導致。
2、相似的背景寬松的貨幣政策
為了應對美國金融危機，在迅速減息之后，為了進一步向金融市場提供流動性，美聯儲自2008年9月起實施了數量寬松貨幣政策，該政策到了2009年表現的更為積極，2009年3月18日美聯儲宣布購買3000億美元的長期國債1125萬億美元的抵押貸款證券后,緊接著,3月23日美國又推出銀行“解毒”計劃,以處理金融機構的“有毒資產”問題,其目的均是為了進一步釋放流動性,使貨幣政策的重心向“量化寬松”政策傾斜。隨即“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在西方各國大行其道,西方貨幣在國際貨幣市場上的波動進一步加劇。量化寬松是依靠擴大貨幣基礎并同時把利率維持在零利率左右來實現擴張的一種貨幣擴張政策。這一貨幣政策的核心是為了緩解貨幣市場流動性緊縮,有限度地對貨幣發行“松綁”,增加貨幣市場上的貨幣供應量,擴充資本市場規模,加大流動性;政策的導向是,在金融與經濟雙重危機情況下,通過貨幣政策手段“激活”資本市場,并以此帶動實體經濟的恢復;政策的實質是,通過“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使貨幣當局“開閘放水”,成為開動印鈔機大量發行貨幣的一種借口。奧巴馬以及他的經濟顧問們和伯南克認為只要增加經濟體中的貨幣供應量，并且保持低利率，就可以推動消費和投資，以達到經濟增長和就業增加的目的。
米塞斯曾經指出：如果有關擴張主義的優點的妄談還繼續構成官方理論的重要部分，并作為國家經濟政策的指南針，那么任何貨幣重建及解決復興問題，都無從談起。也正是因此，對于這樣激進的信用擴張的政策，我們有擔憂的必要，正如同奧地利學派一貫的認識一樣，經濟危機的最大誘因往往來源于錯誤的利率及貨幣供給政策。
越來越多的跡象顯示，無論從供給抑或需求面來看，當前的全球經濟都不是人們預期的那種積極的復蘇。回顧1990年代，世界經濟長達8年的繁榮，完全有賴于沃爾克主政美聯儲時期所造就的低通貨膨脹率，和以網絡技術為代表的信息科技的革命所帶來的供給革命。而隨著網絡泡沫的破滅，世界經濟亦一度處于低迷狀態，但美國在格林斯潘的寬松的貨幣政策下，重又掀起的房地產消費熱潮，使得世界經濟再度繁榮。但正如同我們在2008年時所看到的作為需求管理的一方，格林斯潘完全忽視了供給方的作用，當人們意識到手中的貨幣購買力逐漸在下降時，雇員便會要求提高工資，而雇主則只會選擇提高售價，來抹平因為工資增加而形成的成本增長。
伯南克繼承了格林斯潘的寬松的貨幣政策，雖然世界經濟幸運的避免了1929年式的大蕭條，但當前的政策和背景卻讓我們有理由相信，世界經濟越來越有朝1970——1980年代式通貨膨脹暨滯漲發展的趨勢。
[1] 米塞斯貨幣與信用原理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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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伯南克讓世界步入滯漲的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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