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的“傻”不過是個中性詞，它只是用來衡量人們智力的籠統的刻度，在書面上通常以弱智代之。但當它的前面加上一個動詞“賣”時，也就充滿了貶義的色彩。當然，如果是不得已而為之，裝瘋賣傻就有點可惡了。因為，任何故意的行為都有一定的功利色彩，一個向來奸頭滑腦的人突然犯傻，這就應該加倍警惕了。
誰也不想被別人看成是弱智，就是真弱智也會想盡各種辦法來掩飾這種不足。但用弱智的辦法來掩飾弱智本來就是個無法辦到的事情，相反，這樣刻意為之有時會顯得可愛。但如果一個高智商或者是智力正常的人試圖來掩飾智力，這就有點可惡了。但這種現象卻是真實的存在著，于我看來它無異于裝瘋賣傻另有所圖。
眾所周知，“諾獎”一直是中國人不可企及的學術高峰，將其收入囊中的人，其智力不可謂不超群。但當一個諾獎獲得者闡述政治問題時，卻令人大失所望。如果他一直是井底之蛙倒能讓人理解，但這個青蛙偏偏是蹦到美國后才創造了輝煌的學術成就的。可疑的是，當他已屆耄耋后回到故鄉，卻以國家科研的“可持續發展”為由頭，證明政治體制改革在某一方面要不得，這就有點黔驢技窮了。事實上，這種邏輯上的巨大跳躍也只有他才能做到，我不知道這是不是裝傻，但如果想贊揚中國體制的先進性，何必拿倍受詬病的中國教育說事呢，這是不是拙劣的有點可笑？須知，在中國的理論界，鼓吹中國模式優越的理論家們可不是個小數目，盡管他們的邏輯有點亂，但總比以這種方式表達要含蓄的多。
今年6月7日，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楊振寧在香港出席2011年度“邵逸夫獎”新聞會，他對媒體表示從一黨專政到另一種制度至少需要時間，所以他認為結束一黨專政不利中國科研，將拖慢中國科學發展。從他的邏輯上看，馬斯洛的需求層次論被高度簡化，科學發展似乎成為一個國家終極且唯一的目標，中國人理所當然地應該成為科學的奴隸，國家的奴隸，但殊不知追求自由和增加幸福感是人類的天性，而科技發展的動力正是基于這個天性的。更何況，中國的黨和政府從來沒有承認自己是一黨專政，并且一直將民主做為自己的執政目標呢！
對于一個出色的物理學家，他關于政治的言論是否出于知識的局限，我不敢妄加評論和揣測。但在離開大陸后的那些年，他不會不知道極權專制造就了中國學術荒蕪的現象。當學術服從和服務于政治和權力時，如果想生存，再偉大的科學家也要放下身段，這是不容置疑的，只有如此，才能為自己留下點可憐的學術和生存空間。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對那些毅然投入到新中國懷抱的“老海歸”們所遭受的苦難和創傷視而不見，這本來不應該強人所難。但從他70年代初訪問大陸的言論上，確實也看不出他有絲毫的憐憫和同情，而是堅定地站在權力的一邊。
民間有句俚語：“端誰的碗，聽誰的喊；吃誰的餑餑，聽誰的吆喝”，這是對舊時代僅能依靠體力維持生計的鄉野村夫們生存狀態的形象描述，但這如果發生在一個享譽世界的科學家身上，確實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如果這樣想，可能會犯下“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錯誤，但這里卻又眼睜睜地出現了“智力假摔”事件，究意怎么解釋呢？我還是愿意把這看成是一個人知識上的局限，但又會褻瀆他老人家的智力。畢竟，二選一是個很糾結的事情。此時，我覺得他老人家什么也不說是最好的，但這不過是我的一廂情愿罷了。
在一個正常的社會，傻是無論如何也成不了商品的，但這種事情在一個充滿謊言的社會中卻極易發生。當然，當傻成為商品時，它必然要滿足兩個條件，一是有人充當賣傻者；二是買傻者要有購買的沖動和本錢。當一個組織和機構具備了超強的實力和購買沖動時，對賣傻者的選擇上就異常挑剔，沒有足夠的影響力是無法擔此“重任” 的。當然，這種交易并不總是以貨幣的形式來結算，它往往決定于買者持有的資源和賣者的偏好。由于擺不上臺面，所以也很難覺察這種交易，判斷它只能根據以上特征進行推斷，而要下斷言當然是有風險的事情，但質疑還是被允許的，無論是公眾人物還是權力部門，接受公眾的質疑和監督是他們法定的義務，因此我們對一些“疑似賣傻行為”進行追問就是一個公民的權利了。
談及“疑似賣傻行為”，就不能不提到最近倍受煎熬的倪大姐。前不久，她接受了一個以“榮譽”為商品的“造獎公司”的“脊梁獎”，被人們煞是戳了一陣脊梁，弄得灰頭土臉不說，還將她過去的所為端出來晾曬，那架勢似乎要用充分的理由來論證她是“軟骨頭”。其實，這倒未必，在一個國家權力壟斷了幾乎所有資源的條件下，非得做“硬骨頭”的其實少之又少，他的后果也是可以想象的事情。但做人至少要有一個底限，就是至少也不要配合權力去做任何損害權利尊嚴的事。認識到這一點，我不得不再一次提到這位疑似進行“智力假摔”的過氣娛樂明星。
倪萍也許吸取了以往的教訓，她為了詮釋自由，把自己的不諳世事的兒子拿了出來，以防隨時遭受詆毀與質疑，為自己留下退路。他在微博上說：自由是什么？我在兒子身上試過。今年六一是他最后一個兒童節，我說今天早6點到晚12點你想干嘛都行，包括不上學。自由的結果是幾盒方便面下肚，游戲機玩到23:59，桌上一堆飲料瓶…兒子問：“暑假能申請自由嗎？”“不能！”“自由歸誰管？”“我！”“為什么？”“我是你媽！”多沒力量的理由，但沒辦法。
如果聯系到倪萍近年來在網絡時代的際遇，誰都知道他的“自由”指的是什么，這種用狹義的自由批判廣義自由的手法其實并不老到，倒是顯得有點心虛。倪大姐不愧是主持人出身，她偷天換日后，就把看護行為變成了自由問題。但她沒有想到，政治也是有倫理的，公民和官員在倫理次序上，前者為主后者為仆，從這個角度上說，公民更接近倪大姐的身份，而官員則是這個玩皮的孩子。當然，倪大姐的原意正好相反，可見她的這種小聰明反倒將自己裝了進去。
中國現在的問題是什么，想必一個思維正常的人都心知肚明。經過三十來年不完善的改革，威權政治與權貴經濟已經成為中國特色，當它被國家主義者進行包裝后，中國模式就成為一個標簽被到處兜售，讓不明就里的人們信以為真。但這種努力卻無法掩飾嚴峻的社會現實，中國社會正在向無序化演進，誠信缺失、腐敗盛行、貧富分化、公平正義匱乏已經讓社會難以承受之重，而其根源則是權力獨大。
當然，有相當一部分人只看到現象本身，并不去追究社會現象產生的根源，他們在一片頌歌聲中放棄了對根源的找尋，反而把解決這些問題的希望寄托于一個更強勢的權力上，這無疑是一種悲哀，而造成這一結果的與那些賣傻者們的廣泛存在不無關系，這些有影響力的人物以一已之私而混淆視聽，通過制造假象來維護既得利益，其危害程度往往要超過“裝睡”的人。
《論語》有言:“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裝睡”者內心醒悟但有所顧忌，事不關已高高掛起，這和古人的教誨不存在實質茅盾。但賣傻者肯定讓我嘔吐，因為他們的人格值得懷疑。因此，我認為裝傻遠比裝睡的危害要大是多。
推薦閱讀
7月18日早上，北海律師團陳光武、楊名跨、李金星、徐天明等律師在所住賓館受到大約30名不明身份人員的圍攻，律師團成員立即撥打了北海110報警電話。 北海警方接到電話后，來到這幾位律師居住的賓館。但警方未對這批人>>>詳細閱讀
本文標題：“裝睡”者內心醒悟但有所顧忌“賣傻”者肯定讓我嘔吐
地址：http://www.sdlzkt.com/a/04/20110720/10015.html
網友點評
精彩導讀
科技快報
品牌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