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根治垃圾短信？調查中，受訪者首選“對濫發垃圾短信者處以重罰”（66.8%），其次是“根據舉 報情況，對運營商設立處罰線，督促其自我治理”（61.7%）。北京師范大學亞太網絡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劉德良教授呼吁，在這一領域應盡快引入集體訴訟制 度。治理垃圾短信不能只靠行政手段，而是應該為個人維權創造更好的環境。
今年9月1日起，用戶在辦理固定電話、移動電話開戶過戶等入網手續時，需進行真實身份信息登記。這一“史上最嚴”手機實名制的目的之一，就是為了抑制時下泛濫成災的垃圾短信。如今，“史上最嚴”手機實名制實行已滿一個月，垃圾短信有沒有明顯減少呢？
近日，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通過對78846名網友進行的調查結果顯示，81.1%的受訪者坦言，“史上最嚴”手機實名制實行至今，手機收到的垃圾短信并無明顯減少。14.5%的受訪者認為有明顯減少。
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通過題客網，對6178人進行的調查（除特別注明外，本文數據均來自該調查——編者注）進一步發現，80.6%的受訪者直言當前垃圾短信泛濫的情況依然嚴重。92.4%的受訪者表示自己平均每天都能收到1條以上的垃圾短信。51.6%的受訪者痛斥垃圾短信已對日常生活構成嚴重干擾。
受訪者中，中國移動用戶占77.3%，中國電信用戶占11.9%，中國聯通用戶占10.9%。
92.4%受訪者表示自己平均每天收到1條以上垃圾短信
“歌唱培訓火熱報名中”、“月均1900元可以請個老外學英語”、“自考專本科學歷，最快半年到一年畢業”……作為“資深受害者”，家住北京市海淀區的吳先生面對各種各樣的垃圾短信顯得既憤怒又無奈。吳先生告訴記者，不算手機軟件攔截下來的，他現在每天平均都能收到3條左右的垃圾短信，主要都是一些廣告和促銷信息。而在手機沒安裝垃圾短信攔截軟件前，他每天收到的垃圾短信一度有10多條。“那時每當聽到手機短信的響聲，不去看怕錯過重要事情，看后又發現大多是垃圾短信，讓人幾乎崩潰。”
吳先生表示，平時在填寫個人信息時，也沒有人提醒后來會發送短信，更沒有人讓大家可以選擇拒絕接受短信，反正留了信息就被默認為同意接收短信，而且還一條一條不厭其煩地發送。吳先生坦言，在吃了幾次這樣的虧以后，他就學聰明了，但凡讓留個人手機號碼時，基本都會故意寫錯號。
受垃圾短信困擾的并不止吳先生一個人。調查中，92.4%的受訪者表示自己平均每天都能收到1條以上的垃圾短信。
至于受訪者所收到的垃圾短信的具體類型，調查揭示，“房產推銷”類最多（57.9%），其次是“詐騙信息”（41.7%），排在第三位的是“銀行保險”（41.4%），排在第四位的是“發票銷售”（37.7%），排在第五位的是“商場店鋪促銷信息”（36.5%）。其他依次是：“教育培訓”（34.4%）、“貸款服務”（31.0%）、“電商廣告”（29.8%）、“證券銷售”（24.8%）、“留學移民”（17.0%）、“學歷買賣”（16.9%）、“育兒服務”（11.8%）等。
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副主任周慶山教授表示，在監管部門出臺的治理措施與各種智能手機垃圾短信攔截軟件的共同作用下，近來垃圾短信泛濫的情況的確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控制。但是，目前的情況只是問題有所緩解，離有效治理以及根除都還有一定距離。
如此多的舉措為何總是難以根治垃圾短信
其實近年來，對于垃圾短信的治理，我國出臺的規定不可謂不多，采取的措施也不可謂不嚴。一方面，中央與各地紛紛將垃圾短信納入管理視野；另一方面，中國移動、中國聯通與中國電信三家電信運營商也分別建立了自己的垃圾短信舉報受理平臺。國家層面更是成立了統一的12321網絡不良與垃圾信息舉報受理中心。
然而即便如此，調查中對近年相關部門治理垃圾短信效果給予積極評價的受訪者僅占19.6%，給負面評價的受訪者多占50.1%。更有65.2%的受訪者直言，不知道對于垃圾短信可以向12321平臺舉報投訴。
如此多的舉措為何總是難以根治垃圾短信？調查發現，受訪者認為首要原因在于“運營商不作為”（62.2%），其次是“監管部門管理不到位”（58.2%）與 “執法部門打擊力度不夠”（50.6%）。其他依次是：“垃圾短信制造者風險和成本太低”（46.6%）、“舉報后處理的效率太低”（44.7%）、“受害者維權成本太高”（41.1%）、“《個人信息保護法》等法律制度不健全”（40.9%）、“相關技術手段欠缺”（26.7%）等。
中國互聯網協會反垃圾信息中心主任曾明發向記者表示，治理垃圾短信首先面對的就是技術難題。如今，實名制剛剛開始推行，社會上還有大量非實名的號碼存在，對這部分號碼的管理難以落實。而且現在的垃圾短信不僅局限于文字短信，還有彩信、imessage等多種形態，有的為了躲避攔截軟件，故意采取拼音、繁體字、豎排、加空格等花樣百出的方式，讓人防不勝防。
“同時，公眾對垃圾短信的舉報意識也需增強。比如很多人認為一天收到幾條垃圾短信沒什么或者舉報太麻煩就放棄舉報。但是要知道，在治理過程中，需要有垃圾短信的樣本去追蹤、研究，而這些樣本一般都是來源于公眾的舉報。” 曾明發說。
一位民意中國網網友說，作為中國移動的用戶，他曾向中國移動的平臺舉報過垃圾短信。接電話的客服態度很好，說會馬上轉給有關部門處理。可是事后就再也沒有回音了。打電話過去詢問，客服告知，他們只負責將舉報信息轉交給有關部門，至于處理的時間、結果則不能反饋。這位網友直言，這種沒有回音的舉報，讓人感覺很受傷，舉報的熱情自然會減弱。
周慶山指出，垃圾短信治理的困難來自兩方面：一是對于部分垃圾短信，法律的界定本身就比較模糊，比如有些商業推銷短信，就有像直郵廣告等商業營銷手段的影子，對此應該怎么規制，我們法律暫時還沒有詳細交代；另一方面，對電信運營商行為的規范還有待加強。雖然運營商對于治理垃圾短信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但是很多時候，由于運營商本身就是垃圾短信利益共同體中的一員，他們不愿意投入更多的監管和技術成本，有時甚至還為了增加收入提供垃圾短信相關服務。
一旦發現運營商涉及垃圾短信活動就應重罰
如何才能根治垃圾短信？調查中，受訪者首選“對濫發垃圾短信者處以重罰”（66.8%），其次是“根據舉報情況，對運營商設立處罰線，督促其自我治理”（61.7%）。其他還有：“濫發垃圾短信入刑”（48.7%）、“完善《個人信息保護法》”（46.8%）、“嚴格執行手機實名制”（46.2%）等。
“治理垃圾短信不能只靠行政手段，而是應該為個人維權創造更好的環境。”北京師范大學亞太網絡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劉德良教授指出，垃圾短信其實是對個人信息儲存空間使用權的侵害，受害者完全可以通過個人維權來要求賠償。但是現在，公眾的維權卻是非常困難，要么法院不受理，要么賠償結果遠遠少于維權成本。他呼吁，在這一領域應盡快引入集體訴訟制度，幫助垃圾短信受害者維權。
周慶山建議，治理垃圾短信問題應該三管齊下：第一，我國也應該盡快出臺詳細、有針對性的垃圾短信治理規范；第二，我們現在對侵犯個人信息的制裁，主要針對的還是那些大宗信息侵權及造成嚴重后果的行為。對于一般的個人信息侵害者，比如發送垃圾短信的人，我們也應該給予相應的處罰，讓他們沒有漏洞可鉆。
“最重要的是，應該加強對運營商的監管，一旦發現涉及垃圾短信活動，就應該讓其承擔連帶責任，給予重罰。同時也應加強電信市場的開放與競爭程度，讓消費者用腳投票。如此一來，那些在管控垃圾短信問題上做得比較好的運營商自然將會獲得更多消費者的青睞。” 周慶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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