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夫·斯科爾是其所處時代中最有創造力、最慷慨、最有效率的慈善家之一。47歲時，他初涉慈善事業。
杰夫喜歡講故事，這個愛好源于他的青年時期，那時他希望成為一名作家，激勵人們解決世界上的重大難題。但他的人生道路并不平坦，他從多倫多來到硅谷，在硅谷遇到了皮埃爾·奧米迪亞（Pierre Omidyar），并成為eBay的首位雇員和總裁。艱辛的道路也是幸運的，因為杰夫以自己從未想過的方式實現了青年時期的夢想。
杰夫使eBay成為價值數十億的公司，而他此后捐出了自身財富的一大部分。據《福布斯》雜志估算，他捐出了大約12億美金，這也使他成為全球最慷慨的二十人之一。
他的首個慈善項目是斯科爾基金會（Skoll Foundation）。自1999年成立以來，該基金會在支持和宣傳社會企業家精神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基金會以傳統的方式，即通過提供經濟和后勤援助贊助了幾百名社會企業家。但基金會也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講故事。基金會制定了詳細的計劃推廣企業家精神，其中包括在美國公共電視網新聞時間播出的紀錄片、在國家廣播電臺的廣播節目，以及與圣丹斯協會（Sundance Institute）、社會前沿（Social Edge）和斯科爾世界論壇（Skoll World Forum）合作拍攝的長篇電影。
杰夫沒有滿足最初基金會的講故事模式。2004年，他來到好萊塢并創建了“參與者傳媒”（Participant Media），這是一個營利機構，旨在提供大眾娛樂的同時解決社會問題。他的理想是通過各種媒介，向世界各地的人們傳播信息。迄今為止，公司在制作英文電影方面最為成功。
若僅考慮社會主題的電影，“參與者媒體”成績顯著，制作了包括《傳染病》、《相助》、《辛瑞那》和《難以忽視的真相》在內的幾十部電影。2009年，杰夫建立了“斯科爾應對全球威脅基金會”（Skoll Global Threats Fund），該基金會由.org前執行官拉里·布里連特（Larry Brilliant）負責，運用各種方法來應對氣候變化、中東動亂等世界性難題。
在接受《斯坦福社會創新評論》（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總編埃里克·李采訪的過程中，杰夫介紹了斯科爾基金會的發展歷程，“參與者傳媒”的成功原因，以及創建應對全球危機基金會的來龍去脈。
問：剛開始做慈善活動時，您有心中的榜樣嗎，或是有人給您提供建議嗎？
答：基金會成立初期，我的榜樣是約翰·加德納（John Gardner），他是卡內基公司（Carnegie Corporation）的董事長。在20世紀60年代，他曾擔任林登·約翰遜（Lyndon Johnson）總統的衛生教育福利部長，并創立了“偉大社會”（Great Society）一系列項目。在基金會成立初期，我和斯科爾基金會執行總裁塞利·奧斯伯格（Sally Osberg）拜訪了約翰，尋求他的建議。約翰說：“給人才以機會，讓他們做偉大的事情。”這句話成為了我們的座右銘。我們最終把這句話的精神轉化成機構具體的目的：與社會企業家合作。因為他們的確是優秀的人才，在進行偉大的事業。
問：斯科爾基金會與其他基金會不同的一點是，你們注重尋求優秀的人才并提供支持，而不是關注特定的工作內容或是項目領域。
答：起初我們不太關注工作的議題，但后來我們逐漸改變了做法。首先是確定我們所認為現今世界上最重要的議題列表。在過去的四五年里，我們選擇社會企業家的標準嚴格了很多。我們也會關注社會企業家的工作領域，而在最近的一兩年里，我們也衡量社會企業家是否有在某一我們所關心領域內施展所長的能力。
問：您改變方法是因為您擁有能夠把社會企業家集中到某一領域的大量資金呢，還是因為您認為集中于較少領域會使工作更有效呢？
答：后者因素多一些。總而言之，我們想做大的事情來改變世界。當我們對與我們合作的社會企業家的成果進行評價時，我們發現有些工作是邊緣化的，但這并不是說他們的工作不好。只是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比如一些公司能夠利用金融市場來解決氣候變化問題，對整個世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因此，我們開始關注更宏觀的工作內容。
問：我們來談談您的其他項目吧——“參與者媒體”。能夠開創一個電影工作室確實需要膽略吧？
答：對，確實不容易。第一年，我花了幾乎一整年的時間了解是否有人想建立一個以服務社會為宗旨的媒體公司。人們最初的回答都是一樣的，比如說“要成為百萬富翁的最好方法是：先做億萬富翁，然后投資在電影上面。”
但漸漸地，人們的想法發生了變化。我與作家、演員、導演、經紀人、律師、銀行家討論這個問題，并詢問他們在工作中最感到驕傲的事情是什么。從答案中，我發現每個人都有自己最在乎的一件事情，并希望把它變成一個電影故事——比如說可能是被好心收養的經歷、石油短缺或是氣候變暖。
這些題材的電影從前幾乎不會被看到，這類電影需要一個慈善家主動上門，告訴制作方說：“我愿意資助這些在商業上非常危險的電影，因為我有自己的一套投資回報標準。”
我很幸運在公司發展初期遇到了華納兄弟的總裁艾倫·霍恩（Alan Horn）。我們的想法不謀而合，很快便合作制作了三部電影——《辛瑞那》、《對抗性侵犯》、和《晚安，好運》。如果我沒有投資，這三部電影便不會問世。
問：您選擇電影的標準是什么？
答：我們有三個標準。第一，電影中的故事是否有意義、情節是否精彩；第二，電影在商業操作上是否可行，至少需要有商業運作的可能性；第三，故事是否會對很多人的生活產生較大影響。有的電影情節很好，商業價值也很大，但沒有社會意義。這樣的電影，我們也會放棄。
與此同時，我們也會發現這樣的電影，“這部電影將損失幾百萬美元，但依然值得投資，因為它講述的故事有很深刻的意義，這是幾百萬美元所起不到的作用。”
問：您創建“參與者傳媒”是出于慈善還是商業目的？
答：起初，我們希望用它做慈善活動，希望可以堅持做下去，使其成為全球的媒體公司，覆蓋電影、電視、出版業、音樂以及其他娛樂媒體，最終能夠影響到全世界。
經濟方面回報最終證明也是不錯的。我們的兩部電影《相助》和《傳染病》都有不俗表現。因此從整體上看，這是一項成功的商業投資。但對我來說，它不像是運營這樣的商業行為，它是一個慈善項目。
問：在結束之前，我想問一下關于斯科爾應對全球威脅基金會的事情。請問您為什么成立了這個基金會而不是把它的實際工作融入到斯科爾基金會中？
答：這是幾年之前基金會剛成立時，我們激烈討論過的一個問題。我認為，世界上重大問題的變化速度非常快，如果我們不在接下來的五至十年期間有所行動，世界就會面臨危險。這些問題便是我們首先著手的幾個領域：氣候變化、中東和平、核武器、大規模流行疾病和水資源問題。面對全球危機，時間緊迫，我們需要尋找不同的途徑身體力行。我們同時也認為需要采取新的專業技術，這些是基金會無法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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