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獲獎后，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趙勇在一次研究生討論課上，拋出了這個問題，他將這次課堂討論發表在了2012年第6期《粵海風》雜志上。趙勇認為，文學與政治的關系有三種關系：政治影響文學;文學介入政治;文學遠離政治。但可以看出莫言在追求第四種關系：文學超越政治。我覺得文學超越政治是一個重要的話題，但接著的問題是：文學怎么就能夠超越政治?或者說文學真的能夠超越政治嗎?
在課堂上，趙勇借用北京大學中文系教師邵燕君的話隱晦表示了自己的觀點，“如果讓我選一位中國作家獲諾獎我就選張承志，他是一個優秀的作家，更是一位特立獨行的知識分子。” 張承志把他的《心靈史》義賣，然后去了巴勒斯坦，把10萬美元全部捐贈給了巴勒斯坦難民營。
但在張清華看來，莫言的獲獎還是彌足珍惜。因為“在更年輕一代的作家身上，消費符號的包裝與綁架、寫作身份日益嚴重的‘去知識分子化’，則更成為了一個無法挽回的趨勢”。張清華期望，但愿這一代作家能不負眾望，將新文學所開創的偉大人文主義傳統創造性地發揮與傳接下去，將他們所創造和展現的本土美學化為催生后勁、化育后來者的力量，而不是成為轉瞬湮滅和黯淡下去的“無后的一代”。
在文學經驗上取代莫言
新生代作家面臨著消費主義寫作的誘惑，而新生代讀者則已經出現了與莫言這一代作家經驗脫節的現象。
莫言獲獎后，一名喜歡春上春樹勝過莫言的中文系研究生給北師大文學院教授張檸寫了一封信。她覺得春上春樹“所寫的城市經驗，和我們這一代年輕人，有著非常深刻的關聯性”，“如果中國再繼續發展下去，城市經驗越來越多，鄉村經驗越來越少。而我們這一代年輕人大多都生活在城市里，如何再寫出具有中國民族性的作品呢?”
在這封信里，莫言打動了諾貝爾獎評委的“本土經驗”，卻受到了本土讀者的質疑，這是否能夠說明，更帶有普世性城市經驗的消費主義寫作，將最終贏得讀者，取代莫言?
在張檸看來，莫言擅長“鄉村經驗”而不擅長“城市經驗”，當代中國多數作家和藝術家都是如此。能夠在文學中描寫現代城市經驗的前提，就是城市文化的發達，進而使城市經驗變成文學形式。這在當代中國是近30年來才開始的事情，還需要一段時間的積淀才能看到效果。
莫言的作品“展示人性的豐富和良知的珍貴。這樣的故事及其意義，是民族性的，但又具人類性”，武漢大學教授陳國恩認為。
讀者趣味的變化“是一件無可奈何的事”，張檸認為，“年青一代與我們這一輩人強調社會意義上的‘軾父’不同，他們在審美趣味上與父輩產生沖突，是趣味上的‘軾父’。消除這一沖突的唯一手段，就是他們迅速成長起來，并創造出自己的經典，讓他們的記憶形式化并且歷史化，同時讓老舊的事物自然地死去”。
講故事的人
一、莫言的暢銷書銷量
(一)2012年虛構類暢銷書排行榜TOP30中莫言占據4本。
(二)
2012年10月11日，莫言被宣布獲得諾貝爾文學獎。2012年10月的虛構類暢銷書排行榜TOP30中占據13本;2012年11月虛構類暢銷書排行榜TOP30中占據25本;2012年12月虛構類暢銷書排行榜 TOP30中占據16本。
(數據來源：北京開卷信息技術有限公司)
二、莫言的暢銷書碼洋和市場價值
(一)
“莫言文集”策劃出版方北京精典博維公司總經理陳黎明稱，該公司的“莫言文集”發貨20萬套，發貨碼洋達1.2億元。
(二)
莫言作品在獲獎后的銷售非常集中，超過95%的銷售都是在莫言獲獎后發生。2011年莫言圖書對整體市場的碼洋貢獻率為0.01%，2012年則達到0.47%，增長了45倍。莫言成為僅次于楊紅櫻(0.53%)的年度最具市場價值作家。
數據來源：北京開卷信息技術有限公司
三、莫言的獎金
受經濟危機影響，2012年諾貝爾基金會宣布獎金將由以往1000萬瑞典克朗縮水至800萬瑞典克朗(約114萬美元)。據悉，諾獎最初各獎項的獎金約為3萬多美元，20世紀60年代為7.5萬美元，80年代達22萬美元，近年來已超過100萬美元。2011年諾貝爾獎金約合150萬美元。
按照中國央行2012年10月11日公布的匯率，這筆錢兌換成人民幣為750萬元，而按照個人所得稅法規定，莫言本次諾獎所得的獎金將可以獲得免稅。
2012年10月份接受新華社采訪時，莫言笑稱，我準備在北京買套房子，大房子，后來有人提醒我說也買不了多大的房子，5萬多元一平方米，750萬元也就是120多平方米。
四、莫言的成長地標
(一)故居
通過電視或者網絡，我想在座的各位，對遙遠的高密東北鄉，已經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們也許看到了我的九十歲的老父親，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兒和我的一歲零四個月的外孫女。(莫言獲得諾貝爾獎的演講詞《講故事的人》)
2012年10月30日，莫言獲獎后第一次回到平安莊的故居，與兩名外國記者停留了約半小時。此時的故居，院子里種的蘿卜已被游人拔光，院子的土地被游人踩平踏硬，一面院墻也坍了一個缺口。
當地政府曾計劃花50萬修葺故居，被莫言父親以“太張揚”婉拒。
(二)紅高粱
在我的寫作中，……發生過與我小說中人物同名者找到我父親發泄不滿的事情，我父親替我向他們道歉，但同時又開導他們不要當真。我父親說，“他在《紅高粱》中，第一句就說‘我父親這個土匪種’，我都不在意你們還在意什么?” (莫言獲得諾貝爾獎的演講詞《講故事的人》)
1987年，張藝謀改編拍攝了電影《紅高粱》，獲得了400萬的國產電影創紀錄票房。為了拍攝紅高粱，當地政府批了5噸化肥，要農民趕種了百十畝高粱，為了補償村民因種高粱造成的經濟損失，每畝地還補償300元。
莫言獲獎后，當地政府曾提出投資6.7億元，建設莫言文化體驗區、紅高粱文化休閑區、紅高粱影視作品展示區、膠河沿岸景觀帶，以及鄉村度假區和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其中包括種植萬畝紅高粱。
五、作品中如何講故事
(一)《透明的紅蘿卜》，中篇小說
源于夢境，……我認為《透明的紅蘿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長的一部。那個渾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說的靈魂。(莫言獲得諾貝爾獎的演講詞《講故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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