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農行做“三農”金融服務，挑戰究竟在哪些地方?
蔣超良：面臨三大問題——成本高、風險大、商業難持續，所有的制度安排都得圍繞解決這三個問題來展開。
農民千家萬戶，貸款一般就3萬-5萬元，做這么一筆貸款，要到農民家里調查，還要組織農民組成聯保小組，這一圈下來，人力物力耗費大，成本高。
說農戶貸款風險大，不是說農民不講信用，風險主要在“小生產”難以和“大市場”有效銜接，農民處在信息不對稱的地位，在整個產業鏈中處于弱勢地位。再一個就是自然災害，這個具有不可抗力。
農行必須要堅守服務“三農”的定位，同時農行又是一個上市公司，要追求市值最大化、股東回報最大化。
我們必須在降低成本、控制風險，追求商業可持續上，努力尋求一種平衡，探索一條出路。
但這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現在不能說完全突破了，只能說找到了一些可行的機制和辦法。
比如，我們在農村地區布設自助機具、轉賬電話，加上我們的惠農卡，“三位一體”不僅提高了服務效率，也有效降低了成本。截至2011年底，惠農卡已經發放了將近1億張。
《21世紀》：這個卡究竟有什么獨到之處?
蔣超良：惠農卡是農行服務“三農”的重要載體，它是借記卡和貸記卡的結合體，可以歸集各項惠農資金，比如新農保、新農合、糧食直補、農資補貼等。同時，惠農卡整合了農戶小額貸款功能，農戶一旦獲得授信額度，就可使用惠農卡在網點或通過自助機具隨時辦理貸款、使用、還款等業務，無須到網點辦理各種手續。這樣就實現了農戶小額貸款一次授信、循環使用、隨借隨還，顯著提高了效率，也降低了成本。
《21世紀》：農行IPO的時候，勾勒了縣域業務的藍海前景，給投資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現在，這個潛在的優勢發揮得如何了?
蔣超良：從長遠來看，“三農”業務或者說縣域業務是農行的增長潛力所在。從全世界來看，農業是最抗經濟周期的一個產業，不管經濟下滑還是金融危機，人總得吃飯，還有大量的產業需要農業提供原材料。
在中國，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加上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為農行的縣域金融業務提供了巨大的空間。我們現在是強農、惠農、富農“三箭齊發”，拓展服務“三農”空間，挖掘縣域金融服務潛力。在強農方面，既要抓農業產業鏈上的龍頭企業，圍繞龍頭企業，提供全產業鏈、全過程的金融服務;又要大力支持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的重點工程和項目，如大型水利設施、農業基礎設施。在惠農方面，主要是大力推進惠農卡發行和金穗惠農“村村通”工程，進一步做實惠農卡功能，依托農行的網點網絡優勢，擴大農村基礎金融服務的覆蓋面。在富農方面，主要就是農戶貸款，我們積極探索“農行+合作社+農戶”、“農行+龍頭企業+農戶”、“農行+擔保公司+農戶”、“農行+信用村+農戶”等一系列創新方式，為廣大農戶增收致富提供支持。
對于“三農”金融服務，不能狹隘地理解為僅僅是提供小額農戶貸款，這只是服務“三農”的一個方面。農行要在助推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發揮作用。“三農”金融服務體系，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農行、農村信用社、農業發展銀行、郵儲銀行、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等共同發揮作用。同時，我們希望國家進一步加大財稅支持力度。
清理收費項目
《21世紀》：當前銀行業還有一個問題是公眾普遍關心的，就是收費。發改委、銀監會正準備在全國開展銀行業收費的大檢查。對此您有何看法?
蔣超良：我既是銀行經營者，同時也是金融消費者，亂收費讓人痛恨。銀行收費本來是正常的盈利來源，但是過頭了，就是對社會的失信。作為公眾企業，同時還是窗口服務企業，銀行的收費應該更加規范。
從農行來講，首先是要調整經營文化，不要單純追求高利潤。
其實中國銀行業的ROE、ROA水平在全球都比較領先，如果過分強調利潤，對經營行為是一種扭曲，所以我們要端正業務指導思想，做一些調整。另外要加快利率市場化，因為資金的價格由市場決定。
我們希望處理好國家、股東、客戶和社會的相互關系，主動承擔社會責任。比如，我們發行了近一億張惠農卡，減免了很多收費項目，因此減少了不少收入，但外界可能并不清楚。
《21世紀》：農行有沒有清理自己的收費項目?
蔣超良：近期，我們已經通過清理減少了60多個收費項目，還有一些項目降低了標準。
《21世紀》：近來社會普遍反映中小企業融資成本較高，利潤微薄，且有一種觀點認為部分利潤被銀行巧取豪奪了。農行的貸款利率有多高?
蔣超良：總體算賬，我們大概在基準利率基礎上上浮了百分之十幾，有的地方高一些，有的地方低一些，在銀行業中我們是比較低的，比民間借貸更便宜很多。
到去年年底，中國銀行業的平均凈利差水平達到了2.7%，這在全球來講不算是最高的。最高的是巴西8%，俄羅斯6%，印度4.3%。
今年不考慮增發
《21世紀》：中國銀行業已經陷入一個“信貸擴張-資本不足-再融資”的怪圈，這個命題似乎還沒有很好的答案。
蔣超良：其實，銀行對再融資也非常頭痛。為什么有的銀行在股市表現不太好，并不是銀行的經營業績不好，主要還是再融資這把劍懸在半空中間，隨時可能掉下來，所以投資者不敢問津。
要解決資本充足率的問題，首先還是內源性的資本補充，西方多數銀行主要依賴內源性資本來補充。股東應該把他的長遠利益、近期利益處理好，減少分紅比例，讓更多的分紅留存作為資本金，這樣能解決很多問題。
《21世紀》：不久前中央匯金公司宣布對控股銀行的分紅比例下調5%到35%了。這是否已經是底線了?
蔣超良：從銀行和股東的長期利益出發，我認為還有下調的空間，這也是我的期待。
《21世紀》：那么農行今年有再融資的計劃嗎?
蔣超良：農行目前還沒有打開再融資的窗口，至少今年不會考慮增發，次級債發行對市場影響不大。
《21世紀》：銀行再融資的壓力一定程度上也源于更高的監管指標。
蔣超良：這也是關于再融資我想說的第二點。我注意到尚福林主席有一個講話，監管部門將對巴塞爾新資本協議的執行做一些技術上的修訂，結合中國的國情做一些安排，緩解銀行的資本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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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銀行不應單純追求高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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