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走馬上任農業銀行董事長不久的蔣超良有些低調。“我到農行不久，還在加緊學習研究，你們不要給我出太難的題目。”3月7日上午，蔣超良接受本報專訪時笑稱，但他對記者的問題并不回避，縱論宏觀經濟、銀行業經營形勢、“三農”金融服務，回應銀行再融資、民間借貸、銀行收費等熱點問題，語帶鋒芒。
近年，一個令資本市場和業界頭痛的問題是，中國銀行業似乎陷入了“信貸擴張-資本不足-再融資”的怪圈。對于這個命題，蔣超良認為，解決之道是銀行加大內源性資本的補充力度，同時轉變高資本消耗的盈利模式，大力發展低資本消耗的業務。目前來看，農行還沒有打開再融資的窗口，今年不會考慮增發。
針對社會公眾關心的銀行收費問題，蔣超良說：“我也痛恨亂收費。銀行收費本來是正常的盈利來源，但是過頭了，就是對社會的失信。”近期農行按照銀監會的要求，清理減少了60多個收費項目，降低了一些項目的收費標準。
不良貸款反彈壓力不大
《21世紀》：GDP“保八”對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素來具有特殊意義，但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將全年GDP預期增長目標設定為7.5%。這對宏觀經濟走勢，對銀行業的經營環境有什么影響?
蔣超良：GDP增長目標適度調低，對宏觀經濟和銀行業的經營環境，影響都是正面的。這說明了政府執政理念的變化，克服GDP崇拜，更多地關注民生問題，并為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調整騰出時間和空間。
短期來看，由于GDP增速降低，可能導致一些項目貸款質量下行的壓力加大。但是，對于銀行業而言，如果經濟結構長期得不到優化，發展方式不轉變，銀行遲早會付出代價，資產質量將來可能發生逆轉。
《21世紀》：今年1-2月份，四大國有銀行的貸款增長相比去年同期明顯放緩，這是什么原因?
蔣超良：受“早投放 早受益”經營理念的影響，銀行傾向于在年初多投放貸款，這樣全年都可以收利息，因而最近幾年1-2月份的信貸增量都比較大。但是今年1-2月份，與往年有不可比因素。今年春節在1月份，往年春節一般在2月份，節日導致1月份有效工作日比往年要少，1月信貸投放自然要比往年少。
同時，有效信貸需求確實有所下降。宏觀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國際市場有效需求不足，影響出口企業對資金的需求。我看到媒體分析說，貸款少增加是因為銀行資金緊張，實際上跟這些關系不大，主要還是有效信貸需求不足。不過，這是信貸投放逐步恢復常態的表現，是合理的。
《21世紀》：銀監會今年的一個工作重點是督促各家銀行做實貸款五級分類，加之地方融資平臺問題，有人擔心銀行業的不良貸款可能出現反彈。
蔣超良：銀行業是親周期行業，經濟下行帶來的風險是顯而易見的，銀行資產質量可能發生一些變化，盈利能力會有所降低，防控案件的壓力會加大。但不良貸款反彈幅度不會特別大。
我們做了一個壓力測試，GDP增速如果不低于7%，資產質量維持在現有水平沒有問題。當然，結構上會發生一些變化，關注類貸款有可能上升，但是可疑類和損失類貸款不會有大幅度增加。關注類貸款可能會向下遷徙，但不至于馬上逆轉到損失類。
地方融資平臺的問題，沒外界想象的那么嚴重，現在四大銀行平臺貸款的占比都很低。相當一部分平臺貸款整改成了正常的公司類貸款，現金流完全可以覆蓋，符合銀行貸款要求，可以繼續貸款。還有一部分，可以做一些制度安排，比如銀監會說的展期，先付利息，期限展一展。
此外，今年中央還要代發地方債2500億元，這有利于增強地方政府的財政實力，拓寬地方融資平臺的融資渠道。地方政府都很重視當地的信用環境建設，在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上態度都很積極。
《21世紀》：那么在您看來，中國銀行業真正值得憂慮的是什么?
蔣超良：還是資產質量的問題，風險管理的問題，我們跟西方優秀的商業銀行相比還是有很大的差距。一家銀行必須經歷完整經濟周期的檢驗才能稱得上好銀行，中國銀行業還沒有經過逆周期的檢驗。在一個GDP年均增長10%左右的經濟體，銀行經營管理上的問題往往暴露不出來。試想想，如果中國的銀行業處在歐洲或者美國那樣的經濟環境里，GDP零增長甚至是負增長，情況可能不容樂觀。
《21世紀》：您對存貸比的監管指標如何看?有些銀行認為很不科學，應該取消。
蔣超良：在沒有找到更好的指標替代它之前，存貸比還是一個比較好的指標，有助于約束商業銀行的信貸擴張沖動。
《21世紀》：這幾年民間借貸非常活躍，也由此產生了很多有爭議的案件，最近一位溫州商會的負責人向央行提交了一份《民間借貸法》草擬案。您怎么看待這種現象?
蔣超良：對民間借貸，我是一種開放的心態。首先，民間借貸古已有之，存在即有它的合理性。中國金融史表明，漢代就有民間借貸了，不是當前發展出來的新事物。
其次，民間借貸作為金融主渠道的一個補充，能滿足不同層次的金融需求。金融界跟自然界的生態一樣，應該是多樣化的，如果全是清一色的官辦銀行，沒有民間的借貸機構，那金融生態是失衡的。所以民間借貸能夠滿足一部分需求，應該讓它發揮作用。
最重要的是，必須對民間借貸的發展加以引導。首先要立法，現在民間借貸沒有法律依據，容易造成很多的社會風險，最近出現很多案例，都是類似的問題。第二要加強引導，引導民間資本避開國家區域政策、產業政策、行業政策、信貸政策不允許的一些項目，了解哪些應支持，哪些要壓縮。現在有些地方搞一些高污染或產能過剩的企業，在銀行貸不到款，就搞民間借貸，這樣風險就很大。第三，最好是盡快落實民間投資“新36條”，放開民間資本，發展民營銀行。
破解“三農”金融難題
《21世紀》：農行前不久召開了“三農金融業務工作會議暨三農金融事業部改革擴大會議”，三農金融事業部改革準備如何擴大、深化?
蔣超良：農行三農金融事業部改革今年已擴大到12個省(區、市)，新增黑龍江、河南、河北和安徽4個省份。三農金融事業部本質上是農行服務“三農”很好的一個制度安排，通過“六個單獨”管理，即在資本管理、信貸管理、會計核算、資金平衡與運營、風險撥備與核銷、考評激勵與約束等六個方面，建立一套有別于城市業務的體制機制和制度安排，提升服務“三農”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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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銀行不應單純追求高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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