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驚世界的日本3·11大地震暴露出這個國家的種種問題，而一年來的社會恢復和經濟重振舉步維艱，有人甚至指出災后復興的漫長跋涉才剛剛踏出門檻。在如此巨大的自然災害過去之后，作為我們的鄰國和東亞區域重要成員的日本，未來的走向值得我們關注和思考。
日本曾經的兩種面貌
自然災害突如其來而不可預測，但災害給社會造成的沖擊及未來發展走向卻可以在以往的歷史中找到線索。回顧近代日本150年來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到這個國家曾以兩種面貌或性格顯露于世人的面前，一個是作為后發展資本主義國家經過明治維新和第一次世界大戰而迅速躋身于霸權國家行列，并在1930年代世界政治秩序發生重大重組的過程中成為深深介入其中的帝國主義一極。就是說，直到1945年戰敗，日本在世人面前是一個咄咄逼人的新興政治國家。政治國家，不僅意味著主權的完全獨立自主，還包括有強大的經濟軍事力量作為支撐，可以在國際事務中依據自己的政治道德邏輯行事。
另一個是作為二戰戰敗國，經歷主權遭到剝奪的被占領時期而于1950年代后期迅速崛起的經濟國家。這個經濟國家或經濟強國的形象，一直維持到1980年代結束。此間，日本在因美日安保協定而國家主權受到限制的情況下，艱苦奮斗努力實現經濟上的戰后復興，短短20年間不僅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戰前以帝國主義和殖民侵略方式沒能實現的勢力擴張(大東亞共榮圈)，卻在戰后的經濟發展和亞洲經援外交推動下得于手中。可以說，作為亞洲乃至世界的經濟強國，日本的霸權地位雖于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衰退，但真正被取代乃是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發生之際。
那么，在政治國家和經濟國家之后，日本會以什么面目出現于世人面前呢?大地震的重創造成了這個國家和社會的哪些變化、又暴露出怎樣的問題和危機?災后復興將會再造一個什么樣的日本?它會不會在未來以“文化國家”的面貌重新回到亞洲區域中來?讓我們帶著這些問題對大地震本身和一年來的災后重建做些驗證。
災后艱難復興之路
3·11東日本大地震的確觸目驚心，何況隨后有福島核電站事故所造成的危害和恐慌更是雪上加霜。一年過去了，作家高村薰回顧起來依然感到面對如此震災她深感失語的痛苦，而災后復興應該是怎樣一種“復興”則誰也說不清(2012年3月9日NHK訪談)。地震發生之后，首先給世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災難共同體或烏托邦的一時閃現。作為同一個共同體的成員，巨大的災害使人們感同身受而喚起同情心，因此日本全國上下展現了一種日常難以見到的人與人之間“兄弟般共同承擔”的關系。我們看到有許許多多年輕的義工從日本各地趕赴地震現場，留下了相互扶助、無私奉獻的感人故事;無數的人們捐獻財物以幫助災區的賑災和重建，平常建立在資本邏輯之上的商品交換關系似乎一時消失了。據日本紅十字會統計，地震發生以來日本國民的賑災捐款以平均每天7000萬日元的金額持續至今。
然而，我們也應當承認這種“災難共同體”只是一時的現象。在相互扶助高潮過去之后，就出現了對地震災區農產品的“謠傳受害”(風傳其農產品有核輻射殘留而拒買)，甚至發生了惡用國家賑災和社會賠償制度而騙取錢財的事件。日常生活中那個無孔不入的“資本的邏輯”又卷土重來。尤其是核輻射泄漏事故這個“人禍”，其影響之深刻遠遠超過作為自然災害的地震和海嘯。“謠傳受害”不用說源自對核輻射的擔憂，稍后出現的東京拒絕接受來自福島帶有核輻射的地震垃圾，以及京都的人們擔心受災地區的木材有核污染等等，使震后一時凝聚起來的“災難烏托邦”或全體國民的整體感頃刻坍塌。這恐怕是此次地震災害不同以往的根本所在。就是說，在自然災難中包含著人為的災禍，福島核電站泄漏事故不僅使人們變得疏遠隔閡，也把平時難以見到的災難共同體迅速解構掉了。我們當然不能過多期待一時的“烏托邦”會拯救被資本主義邏輯嚴重侵蝕的人類天性和道德情操，但核事故的嚴重性與核能利用的問題則是我們應該反省的人類課題。據悉，核事故所產生的核輻射是投下廣島的原子彈核輻射的168倍。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干事天野之彌在3·11一周年之際就強調，福島核事故無疑是對人類利用核能敲響了警鐘。
觀察這次東日本大地震和一年來的災后復興歷程，給我留下的另一個深刻印象是日本國家主導的災后重建嚴重滯后。據2012年3月5日NHK公布的民調結果，有81%的民眾對災后復興的進度感到不滿，認為國家的舉措過于緩慢，更不必說規劃出一個未來社會的理想藍圖了。這與作家高村薰的感受完全一致。這種情況的出現原因可能有種種，而更根本的原因，在我看來，是經濟國家日本其經濟實力已然衰落，因而災后復興的力度不夠和進度緩慢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野田內閣成立后立刻著手制定提高消費稅的政策，甚至出現了削減公務員工資的呼聲，也說明經濟實力的下滑到了相當嚴重的程度。
據悉，2011年日本貿易出口逆差達到1980年代以來的最高水平，這對長期以來堅持貿易立國的這個國家來說無疑意味著經濟衰退已成定局。1995年阪神大地震的時候，日本還有借災后復興以重震經濟雄風的主張，而“新自由主義政策”也是從那時開始全面貫徹開來的。然而十幾年過去了，這樣的理想光景沒有出現。因此，我們看到這次大地震后，甚至連借災后復興以重振日本經濟的議論也不見蹤影了。
“重返亞洲以實現自身的再造”
千頭萬緒而困難重重，歸結為一個更根本的問題上來日本這個國家未來將如何發展變化?我認為有一種可能性，即建設文化國家并通過重返亞洲以實現自身的再造。我們觀察歷史上的霸權國家如18世紀的荷蘭和19世紀的英國，它們在失去政治經濟上的優勢之后，依然可以實現文化上的成熟發展并以此自立于世界之林，成為擁有文化軟實力而影響地區和世界的重要國家。在政治國家和經濟強國的日本已經成為歷史的今天，震災后的重建將朝文化國家的方向發展，自然是一種可能性。而且，日本不僅擁有建構文化國家的民族精神傳統和現代化方面積累的經驗和資源，在國家設計和管理的政治層面也早有政治家于經濟高速發展的1970年代后期提出過文化國家的理念。
例如，在1970年代日美貿易磨擦引起文化差異論爭的背景下，來自美國和西歐的日本文化特殊論以及對其社會體系之封閉的批判，使日本人自身意識到了“文化”問題的重要性。1978年出任首相的大平正芳或許是真正認識到文化國家軟實力的一位重要領導人。他不斷強調“文化時代”的已然到來，認為“把世界視為一個共同體來把握，明確日本對于世界的使命和責任”十分重要，因此，需要在文化領域推動日本的“國際化”和自身的文化建設。國際關系史學者入江昭指出1970年代的日本國家及其外交開始意識到文化這一新的方面，雖然在如何定位并具體實施其文化國家建設的方面還缺乏明確的思想基礎，但至少當時的領導人確實強烈地意識到了國際社會中日本的作用和存在意義的問題，這在戰后還是第一次。當福田赴夫首相明確表示“雖有制造核武器的經濟技術能力”但依然要堅持非核三原則、雖為經濟大國但“不走軍事大國的道路”之際，還有，當大平正芳首相面向21世紀宣誓要“增進地球共同體的相互理解”時，的確反映了這種自覺意識。(入江昭《新·日本的外交》)而大平內閣之后，這種“文化國家”理念也曾有所延伸和發展。進入全球化和多元文化并存融和的21世紀，日本的有識之士多對“文化”的重要性有深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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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3?11震災后的日本∶文化國家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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