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8年的一次國際關系會議上，達武特奧魯比較簡潔和系統地闡述了他對土耳其對外戰略的認識和理解。達武特奧魯認為，土耳其當前正處于外交的轉型期，理解和展望土耳其未來的外交和國際政治，必須同時注意到時、空條件，時間是指世界和土耳其歷史的演變過程，空間則是指土耳其所面臨的周邊環境的變化。20 世紀末期是土耳其外交政策新視野出現的時期，特別是在1989 年之后，需要的是重新定位，特別是在空間上的重新定位。土耳其必須同時重視與自身相關的三個空間：超民族的國家、地區性的國家以及中樞國家。中樞國家是指土耳其在中東、中亞、地中海、里海和黑海的地位。
親西方仍是土耳其戰略的基本底色
其一，土耳其內政和外部環境的變化共同促成了土耳其對外戰略的轉變。
內外兩種因素的共同作用影響了土耳其對外戰略選擇：內部是統治精英的轉變，外部是土耳其所處國際環境和地區形勢的變化。
概括來講,建國八十多年以來，土耳其國內政治的總體發展趨勢，就是從凱末爾主義時代向后凱末爾主義時代的轉變，這個轉變的過渡時期就是1980-1990年代的厄扎爾時代，并隨著2002年正發黨的上臺而基本完成。這一轉變的最明顯之處是國家統治集團的改變，也就是，政權逐漸地從國家主義和精英主義的凱末爾黨人手中，轉移到強調自由主義、多元主義以及民粹主義的溫和伊斯蘭政黨手中。土耳其內政上的這一重要轉變，影響到了其對外戰略的選擇,具體表現就是：從強調擁抱西方文明、進行世俗化和西方化，到更加強調伊斯蘭認同、強調土耳其民族的政治和文化主體性、強調發展同中東阿拉伯國家之間的緊密關系，并謀求在中東地區事務中發揮更為積極的作用。
從外部形勢的變化來看，對當代土耳其對外戰略選擇影響最大的是冷戰的結束以及西方對土耳其態度的轉變。冷戰的結束意味著，土耳其對于歐洲的防衛作用下降，不再是西方陣營的邊疆國家，這時，一個還沒有真正進入歐洲俱樂部的土耳其，必然面臨重建自身主體性和身份的問題。在加入歐盟的問題上，歐洲的故意刁難和偏見，不愿意接受土耳其為歐盟的完全成員國，極大地刺激了土耳其人的民族主義情緒。2004年歐盟接納了塞浦路斯，激怒了正發黨以及土耳其民眾。這也是土耳其決心加強其與中東伊斯蘭國家關系的一個重要因素。近年來,土耳其經濟繁榮,而歐盟陷入經濟危機的泥沼,這也促使土耳其反思其國家定位。
其二，土耳其對外戰略的轉變，并不意味著它拋棄了傳統上親西方的定位。
親西方是土耳其對外戰略的基本底色，這個底色目前并未發生本質性的改變。加入歐盟、與美國建立緊密且多元的雙邊關系，符合土耳其的經濟和政治利益，仍是土耳其外交的主線。厄扎爾調整了土耳其向西的策略，但并沒有忽視加強與歐洲和美國的關系，他強調土耳其的“橋梁作用”，其目的是要土耳其能夠與西方競爭，并爭得西方的支持與合作，同時借助于這種合作來平衡土耳其國內的凱末爾主義反對派。多元化其實就是在親西方的這個傾向之外，再加上伊斯蘭傾向、地區傾向和東方傾向。這一點對當前的正發黨政府來說也是一樣的。
其三，土耳其正在崛起，但它的“大國夢”受制于其綜合國力的有限性。
從厄扎爾到正發黨時代，土耳其在二十年間基本上完成了國家重新定位以及對外戰略的調整。這個調整里面還蘊含著土耳其的一個“大國夢”，用達武特奧魯的話來說就是，土耳其首先要成為一個同時具備軟硬兩方面實力的地區性大國，進而再謀求成為一個全球性的力量。
有一種對達武特奧魯的批評值得重視，即他可能過早地把土耳其看成了一個全球性的力量，比如，土耳其過于積極地介入阿以沖突、哈馬斯問題、伊核問題等國際性的重要議程，并不一定符合土耳其的實際利益。土耳其的現實是，在未來很長一段時期內，只能是一個中等規模的地區性大國。只是，現在土耳其快速發展的經濟和軍事力量，確實容易給土耳其人以更大的信心。
其四，土耳其的崛起以及“向東看”，對中國來說是一個挑戰。
土耳其對中國的挑戰還不具有實質性，但有兩個方面值得重視：一是世俗民主制的“土耳其模式”對中東和中亞具有重要的吸引力，這是土耳其體制的優勢;二是隨著土耳其經濟力量的上升及其向亞洲的“回歸”，也使中國逐漸地多了一個競爭對手。
看后“阿拉伯之春”的中東，可以預見，以“土耳其模式”為代表的溫和伊斯蘭力量將主導中東政局。新興伊斯蘭主義力量將通過這次中東劇變全面登上中東政治舞臺。這支力量既有伊斯蘭主義的特征，又積極參與現代政治/社會。“土耳其模式”代表了阿拉伯國家未來的歷史發展方向。在這一背景下，與西方關系密切又自視為中東地區世俗民主制樣板的土耳其，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時，也具有為西方所利用的獨特價值。
土耳其的崛起同時也伴隨著其在中亞地區更加活躍的姿態。土耳其與中亞地區有著特殊的文化關系，也一向致力于在中亞擴大自身影響。土耳其在中亞的運作主要是利用兩種軟力量：一是泛突厥主義，二是世俗-民主的“土耳其模式”。泛突厥主義在文化上具有吸引力，但在政治上特別敏感，中亞國家和中、俄都對此保持高度警惕。冷戰以后，土耳其在中亞表現出要取代蘇聯當一個新的“老大哥”的架勢，但中亞國家也清醒地意識到，土耳其的抱負遠遠超出了它的實力，與周邊的俄、中兩個大國相比，土耳其所能提供的實際援助和支持，遠遠無法滿足中亞諸國的需求。但隨著自身的崛起，土最終也必將擴大其在這一地區的野心。
中國與土耳其的關系目前正處于“蜜月期”。2010年，隨著溫家寶總理訪問土耳其，雙方建立起戰略伙伴關系。不久前，習近平副主席訪問土耳其，中土雙方的經貿關系繼續深化和緊密。在中國最為關心的“東突”問題上，土耳其一直表示堅持一個中國的政策，并支持中國政府的政策和立場。如何平衡、把握和發展與土耳其的經貿及政治關系，對中國來說顯得越來越重要了。
綜觀土耳其共和國八十多年的歷史，它對外戰略大體上經歷了從與西方結盟、相對忽視東方到更加重視東方、東西并重的調整和轉型。現在有些西方學者擔憂的所謂土耳其正在脫離西方陣營、回歸到東方伊斯蘭世界，這個判斷是片面的。他們不能接受一個東西方并重的土耳其，對他們來說，一個現代的土耳其只能是親西方的。這種觀點顯然過于簡單，也過于西方中心主義。作為一個地區性的大國，在新的歷史時期和現實形勢下，土耳其尋求一種新的國家認同和對外戰略定位，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也是無可厚非的。對我們來說，最為重要的是如何把握、理解和評估這一趨勢，并及早做好應對準備。(作者系北京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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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土耳其向東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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