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產稅改革正漸漸向攻堅階段邁進。
財政部部長謝旭人3月18日在2012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表示，要“穩步推進房產稅改革試點，并進一步研究制定房產保有交易環節的稅收改革方案。”
在上海、重慶兩地試點已有1年周期的基礎上，財政部的表態代表著房地產稅制改革遵循著漸進式改革的思路。
2011年下半年，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重大攻關項目《我國城市住房制度改革研究》首席專家、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高波曾到上海、重慶就房產稅改革試點情況做調研，遺憾的是，兩地“都不愿透露真實數據”。
盡管如此，高波在調研中發現，以具體內容看，上海老城區住房交易套數的二成需交納房產稅，如果取消限購，占比更高;而重慶一年只收到1億元左右。
“相比而言，上海房產稅改革方案推廣價值更大”，高波對本報記者表示。
開征房產稅試點的效果如何?如何通過房地產稅制改革，建立一個完善的房地產稅制，從而規范房地產市場秩序，并實現公平和提高效率?
對此，本報記者專訪了世界華人不動產學會副會長、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高波。
進入基礎制度建設階段
《21世紀》：財政部長謝旭人在這次中國改革發展論壇上對房產稅的表態，你怎么理解?
高波：財政部的表態，意味著在中國局部開征房產稅的條件已經具備。由此可見，中國房地產稅制改革已進入了基礎性制度建設階段，必須按照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構建房地產稅制，但不管各地如何試驗，“寬稅基、簡稅種、低稅率”是一項基本原則。
《21世紀》：目前已有多個東部沿海省份正在醞釀各自的改革方案。
高波：地方政府開征房產稅的積極性高，是因為從長期看能增加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減輕對土地財政的依賴。
當前，中國在房地產開發流轉環節征稅相對較多，由房地產開發流轉環節稅收為主轉換為以房地產保有環節的稅收為主，是一個改革的大方向。
未來地方政府的收入必須通過逐步開征房產稅的方式主要從房地產持有環節獲得，并徹底改變地方政府過度依賴土地財政的狀況，從而實現去土地財政化。
上海方案與重慶方案
《21世紀》：上海和重慶已有1年周期的試點，你曾去調研，都有什么發現?
高波：我一直堅持認為房產稅屬地方稅種，房產稅收入主要用于為社區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務，這是房產稅的主要功能，也是國際慣例。但這一效果不明顯，也就是說，試點城市只公布了如何收，其他的不詳細。
無論是國際或國內的已有研究(測算)均發現，開征或提高地方房地產稅會導致整體稅收水平更大幅度的下降。
從長期看，上海的房產稅改革方案會有抑制房地產投機的效果，而重慶方案效果不明顯。
但是，要把房產稅改革納入財稅體制改革的整體框架中，我們建議首先要減稅，大幅度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到8000-10000元，并減輕個人和企業稅負;其次要對房地產流轉環節的稅費進行清理，取消有關不合理的稅種;最后要明確房產稅的用途，為地方政府對完善社區公共基礎設施投資提供財源。
現有試點顯示，我國房地產稅收的計價依據仍然是以房地產的原值以及占用面積為主，這不符合國際慣例。此外，計稅依據設計不合理，導致房地產稅收收入增長彈性差。
賦予地方更多自主權
《21世紀》：就房產稅試點本身設計而言，大家已意識到是一種重復征稅行為。
高波：從我國房地產稅收的稅基、稅種和稅率安排來看，房地產稅制的目標分散，各個稅種的政策目標過于專門化，房地產稅制的政策目標不清晰，不同稅種之間的政策目標不協調，大大降低了房地產稅制的效能。
現有情況顯示，我國房地產稅種較多，大量存在稅收征收的交叉重疊現象。在房地產稅制設計和征管過程中，理應賦予地方政府較大的自主權，可由中央政府制定稅基，地方政府可以根據本地的實際情況選擇稅率，并確定一定的減免范圍。我認為，這是中國房地產稅制改革的方向。
《21世紀》：你一直認為當前普遍開征房產稅時機不成熟，并向中央建議用開征新購房產稅來作為過渡和緩沖，其理由是什么?
高波：這一好處在于可操作性強、交易成本低，可一定程度上抑制房地產投資需求和打擊房地產投機活動;可以為地方政府開辟一個新的財源;不會引發房地產市場的大幅震蕩，有利于金融安全等。
但作為一項制度創新，首先需要確立制度保障，如清理已有的房地產稅收法律法規，進行必要的修改，滿足開征新購房產稅的要求;第二，要建立全國聯網的房地產信息系統，為下一步的全國推行奠定基礎;第三，對于我國的房產稅收入，必須明確建立專戶專用制度，主要用途是不斷改善本地區的公共服務，并促使公共服務均等化。
我建議，可以從開征新購房產稅開始，即對本市居民家庭在本市新購的人均面積超過60平方米以上的住房和非本市居民家庭在本市新購的住房征收房產稅。在條件成熟時，根據房地產市場的運行狀況，不斷擴大稅基和調整稅率，再對居民已購存量房開征房產稅，從而實行雙軌并軌，用20年左右的時間，實現房地產開發流轉環節稅收為主向房地產保有環節稅收為主的房地產稅制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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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高波： “推廣房產稅應先減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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