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認為，媒體人不了解公益慈善行業的法律、專業等知識，不理解這個行業發展的重要性，媒體報道只求一時之快，沒考慮公益慈善事業的長遠發展，應當給公益組織和公益人更多的成長空間。公益慈善界人士，往往會以對一篇報道滿意或不滿意，作為判斷媒體對公益慈善事業影響的依據，對媒體的認識也存在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問題。
雙方在相互體認的過程中，忽略了一個很重要的分析維度——公眾輿論。
誰對公眾輿論負責？這是想理解媒體與公益慈善行業關系時必須回答的問題。要想了解公眾輿論，首先應理解媒體和媒體人本身。媒體從根本上是傳遞信息，表達思想，引導行動的。媒體有一個最重要、但又是最容易被忽視的功能——警惕和守望社會。警惕和守望社會的功能，賦予媒體在報道上的較大尺度與空間，應更多地保護批評意見。
各家媒體在報道上存在競爭關系不言自明，短期看似乎各家媒體報道的內容很相似，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主流權威媒體和街頭小報自然會涇渭分明。
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太多地停留在強調新聞倫理、新聞專業主義的層面上，試圖構建出一整套讓媒體人可以自覺遵循的媒體倫理標準或共識。其實，媒體人自身的價值觀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在價值多元的今天，媒體人自身的選擇是多樣的，是做主流權威媒體的記者，還是做街頭小報的記者。如何選擇，如何行動，與每一個人的追求有關。
公眾輿論在形成過程中，媒體實則扮演了平臺的角色。一是公眾輿論是不同聲音的集合；二是公眾輿論是各種媒體合力的結果；三是公眾輿論是大眾建構的結果；四是公眾輿論是一個發展過程。
眾聲喧嘩在輿論中的表達，恰恰說明一個社會的開明與進步。公眾輿論中不是說誰的聲音大，誰就有道理，重要的是其表達的立場、思想與觀點。不同的思想與觀點在這里交鋒，公民意識在這個過程中啟蒙與形成，輿論自身有著自我修正的功能。
轉型期現代公益慈善行業的興起與發展，公眾輿論也有一個梳理和認識的過程。各種公益事件之后，大眾對有些公募基金會的信心降低，但對社會自組織、自我成長則有了更為深切的認識，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公益慈善行業，越來越多的企業和個人成立私募基金會，公益慈善行業發展的社會空間實則是擴大了。
我們進而應了解社會轉型期公眾輿論的重要性。公眾輿論向來與社會轉型關系密切。英國人約翰·洛克在《政府論》中較早將輿論與民主聯系起來，認為民主是公眾的一致意見，民主社會中共同體的形成，是多數人協議的結果。盧梭是西方近代系統研究輿論的第一人，他認為，輿論“可以保持一個民族的創新精神，而且可以不知不覺地以習慣的力量代替權威的力量”。這對公益慈善行業的發展深具意義。
公益報道對大多數記者而言是全新的領域，它不僅僅是守護社會公平正義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公益事業作為行業有著自身的邏輯和專業性。這需要社會各界與媒體人共同努力，搭建起學習、對話、溝通的平臺，公益傳播的理念與實踐正是在此基礎上展開的。媒體不是天然地代表公正，公益也無法天然地代表正義，公益傳播中除了強調跨界合作、相互溝通與了解，最重要的是發揮各界相互監督的作用，建立其良好的監督機制。沒有人或事是在監督下變壞的。
最后要強調的是，公眾輿論總是與大眾看到、討論和試圖解決問題有關，問題有很多，可以是私利性的，也可能是公共性的，公益傳播是社會各界利益相互妥協的結果，公共利益是其核心要義。公益慈善事業是共同體美德的集中體現，它是價值理念先行的，這就導致公益報道的底線，不僅僅是法律，更是道德。
師曾志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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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評論：誰對公眾輿論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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