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得總統奧巴馬公開辯解的美國信用降級，是怎樣出爐的？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李小曉|北京報道
誰都沒有想到，標準普爾（下稱“標普”）這次“來真的”了。
當人們都以為標普上次降低美國評級展望只是“一次苦口婆心的提醒”時，進入8月，在美國剛剛避過一次債務違約危機之后，標普迅速將美國的主權信用評級從AAA下調至AA+，打破了美國的“3A神話”。
這次降級是殘酷的。在消息公布之后，全球金融業深受震動，各國股指一路飄綠。美國政府更是遭遇當頭一棒，總統奧巴馬不得不發表講話：“不管某個評級機構說什么,美國現在是也永遠是AAA主權評級國家。”以期安撫人心。
在金融危機期間，許多人認為標普喪失了獨立性，成為了美國政府的傀儡。如今，標普似乎在說：你們錯了。
主權信用怎么評？
標普的企業生涯始于美國的拓荒時代。
19世紀下半葉，美國結束了內戰，以嶄新的面貌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崛起。隨著大量資本和廉價勞動力的涌入，成千上萬的生產線、鐵路和建筑井噴式地誕生。華爾街不再是過去大榕樹下的集市，而成為擁有紐交所等金融機構的財富集散地，股票和債券漸漸有了現代的形態。
在這樣一個熱血沸騰的年代，標普在轟鳴的汽笛聲中誕生了。
“標普是伴隨著債券市場的發展而發展。”標普大中華區總裁周彬對《中國經濟周刊》表示，“在債券市場的發展過程中，當舉債人和投資者信息不對稱的時候，就需要一個中介者來把兩方結合起來。”
但說起主權評級，即使是標普這樣的老牌評級公司，也依然可被稱為“新手”。就在1980年，標準普爾的主權評級對象還只有12個國家，且這12個國家當時的評級清一色都是“AAA”。在后來的十年間，這些評級下調的情況鮮有發生，而且即使有，通常都尺度不大。
時至今日，標準普爾的主權評級日益多元化，已經涵蓋到126個政府，評級級別也從“AAA”到“B-”均有出現，評級變動更為頻繁。
盡管同樣是債務評級，但周彬認為主權評級比企業和金融機構評級困難得多。
周彬指出，公司評級或者金融機構評級，有很明確的市場和法律依據，從公司報告到上市程序，數據都非常標準化。
而主權評級則十分復雜。“主權評級有兩大依據。一是還債的能力（Ability to pay），二是還債的意愿（willingness to pay）。”周彬對《中國經濟周刊》強調，在主權評級中還債的意愿有時比能力更加重要。
“如果一家公司不還債，可以依據法律去討債或宣布破產，但主權則不然。一個主權如果不想還債，它可以不顧通貨膨脹，通過印貨幣來應付當前的債務。即使真的不還債，投資者也不能跑到這個國家去拿它的資產。因此，我們在進行主權評級的過程中，更關心的是它還債的意愿。”
那么，如何衡量一個主權的還債能力和意愿？標普有自己的一套標準，所考慮的主要經濟和政治風險包括五個方面：國家政治體制和發展趨勢及其對政策環境有效性、透明度的影響以及公共安全等；經濟結構和增長前景；政府總體收益彈性和支出壓力、政府總體赤字和債務負擔規模、金融體系和公共部門企業的或有負債等；貨幣彈性；外部流動性和公共及私人部門對非居民負債的發展趨勢。
“其實很多投資者甚至專業人士都對評級有著錯誤的理解。從亞洲金融風暴到現在一路走過，很多人都以為評級就是簡單地看經濟走勢，或是看股票債券走勢，但其實不然。”周彬說，“作為對相對信用風險的意見，信用評級只是投資者能夠獲得的眾多工具之一。它不是投資建議，也不是買入、持有或賣出證券的建議。”
評級誰監管？
在過去的歐債危機、日本大地震等經濟事件中，評級機構對當事國所做的主權評級也極大地影響了這些國家經濟的國際地位。這使評級機構帶有了某些公權力的色彩，如何依靠監管來保證其公正性，也成為了各國關心的課題。
2006年美國國會頒布了《信用評級機構改革法》；我國于2007年頒布了《證券市場資信評級業務管理暫行辦法》；歐盟委員會也于2009年批準通過《信用評級機構監管建議》。今年5月18日，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又公布了一份長達517頁的監管改革草案，其中數項監管新規直指信用評級機構。各國不斷出臺和完善的相關法規，也無形中給評級公司頭頂戴上了緊箍咒。 上一頁1 2 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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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標普評級全過程：對美沒落井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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