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7日，倫敦警察局局長保羅·斯蒂芬森宣布辭職，因為外界指責他與因竊聽丑聞而關張的《世界新聞報》關系曖昧。這是7月19日拍攝的前倫敦警察局局長保羅·斯蒂芬森就竊聽丑聞在倫敦議會出席作證后離開。
英國倫敦警方近來因竊聽丑聞“灰頭土臉”，24日再次面臨新指責。多名倫敦“7·7”恐怖襲擊幸存者懷疑警方向《世界新聞報》泄漏保密信息，敦促警方作出解釋。
疑出售保密名單
英國《觀察家報》24日報道，數名倫敦“7·7”爆炸事件幸存者懷疑，倫敦警察局把一份包括幸存者家庭住址、座機和手機電話等個人信息的保密聯系名單“出售或交給”《世界新聞報》記者。
“幸存者基金聯盟”主席貝弗莉·羅茲說，不少幸存者向她反映，曾受《世界新聞報》記者“騷擾”；問及經由何種渠道獲取這些不公開個人信息，這些記者編造各種“虛假故事”，讓人難以信服。“兩名《世界新聞報》記者告訴他們(幸存者)，從我這里搞到他們的詳細資料。他們來問我：‘你把我的電話號碼給記者了？’我說：‘沒有，從來沒有。’”羅茲說，幸存者已經聯系一家律師事務所，與律師探討如何采取下一步行動。
記者掌握信息詳盡
羅茲告訴《觀察家報》記者：“蘇格蘭場(常指倫敦警察局刑事偵查處)掌握包括幸存者各種聯系方式的完整名單。我相當肯定，《世界新聞報》記者如何找到我家地址。”羅茲解釋，她搬入新住所三至四周，《世界新聞報》記者就找上門。掌握她新住址的機構或個人“就那么幾家”，包括郵局、銀行、私人醫生和蘇格蘭場。她由此判斷，倫敦警方“泄密”嫌疑不小。
再比如，部分幸存者電話號碼沒有被列入電話黃頁，只有羅茲和幸存者家屬知曉，而倫敦警方掌握幸存者家庭住址、座機和手機電話等信息。這種情況下，《世界新聞報》記者能夠不經由羅茲直接與幸存者取得聯絡，倫敦警方在其中到底扮演何種角色，著實讓人生疑。羅茲頗為氣憤地說，這些記者所掌握幸存者個人信息“詳盡得嚇人”，他們拋出的一些問題“相當敏感”，比如幸存者傷勢如何、獲得何種賠償。
道勒遇害案再成焦點
除面臨泄露倫敦爆炸案幸存者個人信息的指認，英國警方因少女米莉·道勒遇害案調查泄密再度成為輿論關注焦點。
英國廣播公司24日報道，警方調查道勒遇害案期間曾從專案組“開除”一名探員，理由是后者把案件調查信息泄露給《世界新聞報》。
這名探員2002年加入調查道勒遇害案的“魯比行動”專案組，隨后向一名已經退休的警官朋友透露案件信息；退休警員向探員的一名同事透露這一“秘密”；那名同事意識到事態嚴重，立即報告上級。薩里郡警方在一份聲明中證實，泄密事發后，這名專案組成員“受到教育，已被調查組永久開除”。不過，這份聲明沒有提及案件調查信息是否泄漏給《世界新聞報》。
誰該站在竊聽丑聞的“被告席”上
英國《世界新聞報》竊聽丑聞成為一場政治海嘯，媒體、警界和政界人士紛紛卷入。當丑聞的蓋子越揭越大，更多的人將接受聽證、詢問乃至審判。隨著案件調查的深入，人們不禁要問：誰該為這起徹底激怒公眾的丑聞負責？
首先應該站在被告席上的是那些沒有道德底線的媒體和媒體人。相關的調查已經證明，《世界新聞報》多年來的竊聽勾當并非偶發，竊聽行為也絕非《世界新聞報》孤例，英國還有媒體涉嫌竊聽，美國聯邦調查局也在著手調查新聞集團旗下媒體的竊聽嫌疑。
被告席上，還應站著西方媒體的逐利本性。竊聽丑聞，是媒體在競爭中用非法手段獲取新聞信息，本質上是嘩眾取寵、擴大發行的謀利行為。在西方，商業性已經成為媒體的突出特征。美國學者麥克切斯尼說，“商業至上原則已經全面掌控新聞，成為多數記者和編輯追逐的目標。”
西方媒體的逐利本性侵蝕了公正的社會環境。在這次竊聽丑聞中，英國警方飽受指責，就在于其從業人員在利益的誘惑下充當無良媒體的差仆，喪失了操守，背叛了公眾。
被告席上，還應該站著催生竊聽丑聞的機制和制度。按照西方的新聞理論，新聞要獨立，與司法、政府的關系要撇清。然而，據英國媒體披露，新聞集團的高層同英國卡梅倫政府過往甚密，同往屆政府也有往來。又據美國媒體披露，迫于壓力，新聞集團近日承認對包括美國眾院議長博納在內的美國議員捐款。另據報道，在英國議會的聽證會上，當被問及與多任英國首相會面頻繁一事，默多克脫口而出：“我倒寧愿他們別來煩我。”
這短短一句話，透露出政界與媒體多么錯綜復雜的關系。在這樣的政治生態下，政府與媒體之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媒體刻意為政府護短，政府對媒體的非法行為視而不見，從而導致類似“竊聽門”之類的丑聞出現。
回顧西方新聞史，新興的資產階級在17世紀為沖破封建政權的桎梏，高舉新聞“獨立與自由”的旗幟，為新生的資本主義吶喊、護航。在歷史的進程中，新聞“獨立與自由”始終為資產階級政治斗爭服務，并伴隨資本主義的發展，沾染了種種劣行與積弊。事實證明，這樣一種本質性、機體性的病根，無論進化以多么高超、巧妙的新聞操作，都免不了反復突破社會大眾的認知底線，被各類丑聞一次次戳破膿包。
然而恰恰緣于這根本的原因，一次次的丑聞往往激起一場政治、商業斗爭的喧囂，而其結局又往往以懲治幾個涉案的記者編輯而收場。
眼下，竊聽丑聞的事態走向似乎又類似地朝著政治和商業斗爭的方向發展。英國政壇的攻防戰已經開始，新聞集團的媒體帝國也受到來自世界各個方向的沖擊。
可以斷定，這樣一場震動世界的丑聞，一定有人為劣行付出代價，站到被告席上接受審判。然而在被告席上，除了那些涉惡者，最該站著的是滋生這些丑聞的西方新聞觀念和制度。而他們，又將再一次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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