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于頻發的公民個人信息泄露事件，韓國最近開始檢討其2007年起實行的網絡“實名制”，并有取消此項政策的趨勢。
近年來，各種政策出臺的初衷都在于加強對可能的行為越軌個體的監管，防范公民及社會的利益受到侵犯。在邏輯上，這些政策的出臺遵循著這么一條模式：某類違法行為涌現———引起輿論關注———呼吁加強行政履責———要求加強行政權利———實施實名制。同時，這個模式暗含著以下幾條假設。
1.人性惡論的假設。無論在網絡上還是在現實中，每一個個體本性都是惡的，都有可能做出傷害他人的行為，發表傷害他人的言論。
2.行政權力大于公民權利。國家的公權力大于個人的公民權利，政府的行政是國家公權力的最集中體現和代言。因而，行政權力大于公民權利。
3 .加強履責就得增大行政權力。社會問題越來越多，行政部門履責壓力越來越大，要解決這些問題就要加強公權力。
這樣，更多的、更重要的事項卻一直被有意地無視。比如說買避孕藥實名制政策出臺之時，其必要性、有效性、風險性往往缺乏公開的討論和嚴肅的評估。
1 .必要性。要回答：該項實名制政策有必要嗎？不實行可不可以？有沒替代性的措施手段？
2 .有效性。這要回答：該項實名制政策能起到預期效果嗎？能在多大程度上起到預期效果？
3.風險性。這要回答：該項實名制政策還會帶來哪些負面的結果？會有泄露公民信息的法律風險嗎？會有侵犯公民隱私空間的法律風險嗎？會有政府的行政權力侵犯公民的個人權利的政治風險嗎？
所以說，防止公民信息泄露，不僅要在技術上著手，開發信息保護和加密技術；不僅要從法律上著手，對采集公民信息的行為進行規范，對惡意盜用、泄露公民信息的行為進行嚴懲；更需要從政治上考量，要限制公權力特別是行政權力對公民權利的過分擠壓和不當侵占，要避免社會造就數量龐大“權利裸奔的公民”或者說“被關進牢籠的公民”，要把主要行政管理者的個人信息向公眾公開，讓權力陽光、透明、裸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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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評論：保障公民信息安全從限制權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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