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韓方之爭，也正因為兩個人的影響力相加，有火星撞地球一般的效果。雖然是一場口水仗，但一時間圍觀者云集。就他們爭論的內(nèi)容而言，事實清楚明白，其實也不需多講，但是整個事件的展開有很多值得反思的東西。
韓、方本身的價值符號
客觀講，韓寒的小說、雜文并沒有太多可以值得沉淀的東西。韓寒之所以成為今天的韓寒，成為時代周刊的封面人物。乃是因為他獨立的個人主義言行，這種言行貫穿于他的文字和行為。雖然他有很多被人所稱道的對體制的反思，對于慣常的腐朽宏大敘事的犀利解構(gòu)能力，但事實上，韓寒賴以成功的是他自己獨立進取的秉性以及對于世俗生活的高度熱愛。韓寒更多的體現(xiàn)是這種價值符號，而且他也善于經(jīng)營這種價值符號，就像他自己所說的那樣：“我是一個說真話的既得利益者。”韓寒善于解構(gòu)，而且有文字的才情，干脆，好看。但是除了兩次就車禍的分析以外，其他分析基本談不上專業(yè)細致和建設性。
韓寒的手法基本是還原，將一個復雜事實還原成一個簡單問題，變成一個價值觀念的問題，這件事是否有礙個人獨立自由，是否一種政府的濫權(quán)？在中國社會矛盾日益激烈，社會越來越多元復雜的今天，韓寒的解構(gòu)足夠漂亮，俏皮話說得好，讓大家解氣，但是并不能增加多少對于現(xiàn)實理解和認知的幫助。
事實上，韓寒也對此也有足夠的認識，他一直表述自己僅僅是寫點自己的意見觀點。不同于他的朋友路金波對于他的定位，韓寒從來沒有視自己為思想家和評論家。他將自己的雜志定名為《獨唱團》，實際反映他更個人主義的取向。但是客觀的社會現(xiàn)實已經(jīng)把他看做是一個公共意見領袖，也確實給他帶來了很多實際利益，他實際也接受了這種身份。
方舟子則完全不同，方本人是優(yōu)等生，自幼成績優(yōu)異，堪稱天之驕子。但是時代的悲劇使得方雖有天之驕子的能力，卻沒有這個命運，他倉皇出國，拿到博士學位，但卻未能以科研為職業(yè)，長期在公共空間和各種草根一起比賽野蠻生長能力。應該說從方舟子早期的文獻來看，那種峭刻、冷峻是一貫的。那么在網(wǎng)絡這個自由的空間，方所依賴的是他的工具理性的冷峻，以及把工具和數(shù)理邏輯運用到極致的那種偏執(zhí)。事實上很少有人像方那么偏執(zhí)，一般而言出色的家也很少愿意去公共場合和一般民眾辯論相對復雜的科學問題。比如霍金一般也就是講講科學的發(fā)展，天體物理的新發(fā)現(xiàn)，但是絕不會去和人爭論幾天幾夜。正是方的這種偏執(zhí)造就了方的這種人氣。和韓寒號召力完全不同，人們喜歡方舟子，實際并不愿意去理解他那些邏輯工具，也不會真的去實踐他的科學常識。人們僅僅喜歡那些工具理性所展現(xiàn)的細節(jié)推理分析，體現(xiàn)的是對分析能力和具體知識的渴慕。而對于方舟子本人而言，則是借此扮演一個超我的角色。由于中國的特殊情況，專業(yè)性第三方公證一直沒有形成。方舟子在打假的辯論中扮演了參與者和裁判員雙重角色。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方舟子在他參與的各種打假爭論中從來不認錯，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方一直扮演著工具理性本身，工具、邏輯本身確實沒有什么錯，只要運用自洽即可。
交往理性缺失下的沖突
雖然韓寒和方舟子兩人在網(wǎng)絡出名路徑不同，但是兩個人的道德潔癖都很強。韓寒在很多采訪和文章中總是喜歡呈現(xiàn)自己嚴于律己。很多人說韓寒對于批評喜歡以耍酷的方式來處理，對韓的那種不屑異常憤怒。因為韓寒本身將自己和獨立的個人價值本身等同起來，只要自己問心無愧，不管他人說長道短。這其實和方舟子將自己與工具理性等同起來沒有什么區(qū)別，方從來都是只管自己的邏輯是否成立，并不管事實上的社會公共意義。
其實簡單看來，方舟子和韓寒的對立，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對立。正如韋伯所指出的那樣，這種對立是必然的。但是未必說這種對立就要必然出現(xiàn)沖突，那么今年方韓之間出現(xiàn)這么激烈的沖突，其實原因更可能在于缺乏第三種理性：交往理性。
所謂的交往理性，正如其提出者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所指出的那樣，在多元化價值沖突的現(xiàn)代社會，如何溝通，解決分歧，形成社會性意見。換言之，意見自由表達是重要的，但是意見交流和溝通更為重要。這一問題也是當代很多人所關心的，但是哈貝馬斯將其提高到理性的高度，他認為在社會公共領域會形成一種可以積累認知形成范式的觀念模式。具體而言，也就是在一般社會生活之中，價值、工具這類理性的絕對性被交往行為理性所限制，從而形成一種對當下社會較為適用的理性。
方韓之間的沖突，雙方互相指責，看起來是在爭辯，事實上是各自表述。如果是一般人物，這類爭斗也就算了，但是因為雙方都是公共人物，特別是韓寒更是頂尖級的意見領袖。于是這種爭論成為一種站隊，公共知識分子搖旗吶喊，媒體敲鑼打鼓，不斷加大雙方的對立，卻沒有多少溝通的幫助。
需要指出的是韓寒之前的備受爭議的革命、民主與自由的韓三篇，其中提出的問題就是國民素質(zhì)和民主之間的關系，以及言論自由的重要性。經(jīng)驗事實告訴我們，一個具備哈貝馬斯所謂交往理性的國家，推動民主較為容易，集體道德的提高也更為容易。也就是如何在言論自由的基礎上溝通，是當代中國社會需要面對的問題。但是韓寒本人置身于實踐之中，并沒有體現(xiàn)他素質(zhì)高到哪里去。他對麥田()的質(zhì)疑所表現(xiàn)的那種敵意是沖突爆發(fā)的重要根源。雖然他本人不愿做一個公共人物，但是他的社會實際地位已經(jīng)是一個公共人物。他既然要從大眾消費中獲取收益就必然會被大眾所消費，就必然面對種種合理的偏見。
對于方舟子而言，工具理性的分析依然精彩，他寧愿去尋找韓寒代筆那種微小的可能性，而不愿面對證據(jù)顯示韓寒獨立創(chuàng)作的更大的可能性。的確他有權(quán)這樣運用自己超強的工具理性，但是這僅僅有炫技的娛樂價值，已經(jīng)沒有什么實際的社會價值了。此種偏執(zhí)和極端，絲毫不會在公眾中普及工具理性，僅僅會讓人們感到這種理性偏執(zhí)的可怕。
公共領域呼喚交往理性
跳出韓方二人，可以驚喜地發(fā)現(xiàn)，中國實際已經(jīng)存在一個獨立于國家和私人的公共領域，此兩人的爭執(zhí)超出私人范疇，而又沒有國家干涉，完全符合哈貝馬斯所定義的公共領域的事件。但是不得不面對的是，這樣一個公共領域之中，并沒有看到一個交往行為理性的形成，反而是私人化的敵我對立以及援手于官方，希望國家的干預。韓方的隊友們都以陰謀論來抨擊對方，挖老底，疑動機，甚至號召網(wǎng)友投票表態(tài)。而方舟子以及其隊友則提出打破神話、包裝的天才等帶有煽動性的口號，有人乃至提出要過測謊儀。雙方更多的是政治動員，劃分敵我，而非是在同一領域的行為交往。事實上不管以善待私權(quán)名義回避，還是以真相至高的公理高舉，其實都抹掉了這是一個公共事件，這類事件求之于官方法令還是意識形態(tài)都未必合適。從言論自由開始，在公共領域形成交往行為理性，是比較正確的選擇。正如哈貝馬斯所指出的在交往行為中，公眾逐漸對每個具體的事件形成價值判斷，這種共識判斷的形成和擁有的強制力要強過任何官方的裁斷。形成于交往行為的理性范式，其實比比皆是。捷克前總統(tǒng)哈維爾曾經(jīng)提出的對話守則應該就是其中一種：1.對話的目的是尋求真理，不是為了斗爭；2.不做人身攻擊；3.保持主題；4.辯論時要用證據(jù)；5.不要堅持錯誤不改；6.要分清對話與只準自己講話的區(qū)別；7.對話要有記錄；8.盡量理解對方。塑造中國已經(jīng)成型的公共領域，需要進一步實踐和運用哈維爾這類的公共交往理性。
更進一步，對于韓寒、方舟子而言，作為公共人物，必須要有一種公共人物的擔當。如同胡適所說的那樣，筆下有號召力的人并非沒有權(quán)勢的人。在當代政治上成熟的國家，公共人物的號召力和公信力都不亞于政府，比如馬丁·路德·金，曼德拉。必須要寬容，不懷惡意，不以被打壓的弱者自居，不以一種絕對理性自居，真正實踐交往行為理性的建構(gò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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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韓方之爭的公共領域獨立與交往理性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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