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與網絡，距離幾何？
有時候，很近。一條微博，可以為需要急救的人“開道”，幾個小時就能為窮困的孩子籌到善款，愛心接力一棒接一棒地傳遞著正能量。
有時候，又很遠。網上可以有掘地三尺的人肉搜索，無憑無據的猜疑指控，花樣百出地侮辱詆毀，卻不需要有“言責自負”的顧慮。
當網絡暴力走向現實，誰能扼住它的脖子？
傳統媒體的公信力能起多大作用
今年1月15日，麥田發文質疑韓寒，稱其文章很可能由路金波代筆。雖然麥田之后不久即道歉并退出論戰，但方舟子接棒質疑，與韓寒展開隔空“罵戰”，雙方粉絲各組“辯友團”吶喊助威，戰況空前。
本來應該是當事人之間的質疑與回應，后來發展成為各自粉絲的站隊和攻擊，這幾乎成了網絡大戰的必有項目。
今年3月初，演員趙文卓被《特殊身份》劇組指“耍大牌罷拍”，拖延劇組進度，進而解除合約。趙文卓接受采訪時則稱，甄子丹是“戲霸”，自己實際是對方轉移責任的犧牲品。接下來，雙方對錯在網上以粉絲間“混戰”進行得如火如荼。
“網絡傳播的一個明顯特征是，它形成了一個一個的‘話語場’。這個場是一個沒有多少人關心事實、沒幾個人愿意核實真假的浮躁語境。”北京大學客座教授欒軼玫表示，網絡的匿名屬性使得它鼓勵了群體這個“無名氏”提供一個發泄及抒發的平臺。
當微博用戶數量超過3億的時候，網民的聚合性和參與性遠超博客等媒介。欒軼玫表示，互聯網形成了一個“情緒與輿論的集散地”，它能很快地點燃情緒，傳遞情緒，放大情緒，激化情緒。
“他們有一腔道德義憤和很容易被激起的正義沖動，更習慣于作道德判斷而非追問真假，情緒很容易被炒作的‘魔彈’所擊中并操縱，易于被人編造的故事和場景所迷惑。”欒軼玫說。
當情緒可以“無障礙”表達的時候，理性顯得徒勞無力，所謂監管也成了難題。
“傳統媒體‘新媒體化’是進行網絡輿論平衡、實現有力引導的一個非常棒的做法。”欒軼玫說，傳統媒體的“新媒體平臺”成功遷移了其“母體”——傳統媒體多年累積的“公信力”財富，從理論上講，這使得它應該更具有“先天優勢”。
遺憾的是，現實中，傳統媒體往往困于媒介體制、媒體領導者的理念、資金和人才等多方面原因，其“新媒體化”的道路往往走得十分艱辛，其“新媒體化”后的媒介產品往往缺乏市場競爭力，在新媒體領域影響力相對較弱。
在這一情形下，即使它母體原有的“公信力”再強，它的“新媒體”鮮有人使用時，其母體“公信力”也很難發生作用，因此想借傳統媒體“新媒體化”后來實現輿論引導就變得比較困難起來。
“這就是理想與現實的差距：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欒軼玫說。
公布個人信息和侵犯隱私的不同
網絡時代，人肉搜索已經不是新鮮詞語。
2008年，南京市江寧區房產局原局長周久耕從發表“將查處低于成本價賣房的開發商”的不當言論開始，一步步被“人肉”出抽天價煙，戴名表。隨后，周久耕以涉嫌受賄罪被起訴。
這次“人肉搜索”被視為“網絡反腐”的勝利，被很多支持者津津樂道。
于億萬人中找到某個特定的人并“解剖”他，已經不是難事。一個車牌，一張照片，一個電話號碼，一句話，一篇日記……諸如此類的蛛絲馬跡，經過不斷拼接、組合、加工，“食材”越來越多，菜色越來越豐富，一頓豪華的“信息大餐”就此烹得。
只是，這頓大餐不能隨便享用。
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劉德良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人肉搜索作為一種網絡信息搜集方式本身具有“價值中立性”，它既可以被用作合法、正當目的，也可以被用作非法目的。
劉德良認為，目前的人肉搜索面臨的問題是，網民在評價被搜索者的過程中言語過激或以侮辱、誹謗等方式侵犯被搜索者的名譽權。 上一頁1 2 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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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網絡暴力法律不是管不了 只是維權成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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