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2月23日，意大利勞工福利部將與意工業聯合會和最大的工會CGIL繼續就修訂勞工法進行談判，修訂后的勞工法可能長期改變意大利乃至歐洲的經濟前景。
蒙蒂政府去年上臺以來一直致力于改革意大利僵化的勞工市場，積極促成勞工領域兩大利益團體——代表雇主的工業聯合會與有600萬勞工會員的總工會進行談判。
談判試圖推動放寬勞工市場的諸多限制，其中最根本而敏感的是勞工法第18條，該條規定企業不得隨便解雇員工。政府相信廢除這項已實行了40年的制度可以極大地增加勞工市場靈活性，促進經濟復蘇；而工會相信這極大損壞了勞工權益并在2月多次組織了全國性的抗議活動。
然而，在市場對蒙蒂政府是否有能力改變結構、振興經濟虎視眈眈的情況下，留給各方利益代表談判的時間并不多。意大利總理蒙蒂在2月初就表示，即便無法獲得工會組織和雇主的支持，政府仍將在幾周內通過該改革方案。
與意大利相似，致力于增強勞動力市場靈活性的改革正在一些歐洲國家艱難展開。包括西班牙、葡萄牙、法國在內的一系列歐洲國家正在對二戰后建立起來的社會福利傳統發起新一輪的挑戰。
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副院長劉勝軍向本報記者表示，此次的歐債危機會像1970年代末的石油危機一樣，迫使歐洲打破其原有的勞工福利制度，進一步放松勞工市場，給予危機中的歐洲各國帶來經濟增長。
“改革會很艱難，但已經在路上。”劉勝軍表示。
勞工改革促產業競爭力
事實上，歐洲的勞工福利制度早在1970年代就經受一波改革。當時的石油危機迫使英國、愛爾蘭、荷蘭等國家實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以英國撒切爾夫人的改革為代表，削減福利、鼓勵競爭，終于在1980年代重新獲得了較高的經濟增長。
而此次纏綿持久的歐債危機又一次觸動了勞工這一核心的經濟制度。
劉勝軍認為，此輪歐債危機體現的問題比石油危機更加本質和長期，那是歐洲產業國際競爭力的根本性下降。中國制造在入世十年中以低廉的人力、環境成本給全球經濟體系造成巨大沖擊，使工會系統完善、勞工福利健全、失業救濟水平高的許多歐洲國家陷入增長乏力境地。
“為提升競爭力，南歐國家要么實行貨幣貶值，要么降低勞動力成本。”劉勝軍表示。
復旦大學國際關系教授陳志敏表示，福利政策并不一定直接導致競爭力下降，如北歐的社會福利保障注重教育體系保護，反而推動其知識經濟的競爭力，而南歐重享受不愿工作的文化傳統及法律缺陷使高福利措施對經濟反作用凸顯，以致不得不變革。
劉勝軍認為，比降低勞動成本更深遠的是提升歐洲的競爭力和創新能力，與美國多元移民社會靈活的勞動力市場不同，相對固定僵化的歐洲更應提供勞動市場的流動性來鼓勵競爭和創新。
目前，越來越多的歐洲領導人意識到降低社會福利、搞活勞動力市場的必要性。
新年伊始，先是法國總統薩科齊不惜在大選前夕進行政治豪賭，1月29日提出一系列“德國式”勞工改革，試圖增加法國人引以為豪的固定每周35小時工作時長。2月10日，西班牙拉霍伊政府更是推出緊急勞工市場法案，旨在采取靈活的工作合同促進就業，允許降低解雇賠償金。
政治阻力重重
不過，改革聲剛起，抗議就延綿不絕。上周末，西班牙工會在全國57個城鎮組織超過100萬人的大型游行，抗議政府推出的勞工市場改革方案。
而法國最新的調查數據顯示，支持繼續增加福利的社會黨前第一書記弗朗索瓦·奧朗德在民意測驗中始終高居榜首，遠超過改革派薩科齊。
歐洲的右翼政治精英無數次試圖開放僵化的勞動市場，但改革努力卻總是被激進的民意與強大的工會力量阻擋。
1990年代末和21世紀初，意大利中左聯盟政府官員丹托納和馬克·比亞吉因起草擴大勞動力市場彈性的改革方案遇刺。而2006年法國總統希拉克已頒布的旨在增加年輕人就業權利的新勞工法案在強烈的游行中被迫收回。
改革的政治代價也是巨大的，雖然施羅德在2003年進行的長期結構性改革奠定了德國今日經濟競爭力強盛的基礎，但積起的民怨使得其在下屆的選舉中失利。
陳志敏認為，改革涉及到復雜的利益糾紛，政治上的幾種后果包括可能出現的黨派間沖突加劇，矛盾爆發；或危機進一步深化迫使各黨派領導人達成改革共識。
劉勝軍預計，意大利、西班牙、希臘可能在巨大的壓力下加快改革速度，而法國真正的改革將會在4月的大選后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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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歐洲向右：靈活勞工市場提振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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