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經濟的“新常態”的總含義是，中國經濟將從加入WTO之后十年的GDP平均增長10.5%、M2年均增長率18.2%，回到GDP增長8%左右、M2年均增長12%甚至更低水平 ]
新常態(New Normal)這一概念最早是2009年早些時候由美國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PIMCO)創造出來的，以描述危機后的歐美發達經濟再也回不到之前的狀態，其主要含義是：低增長、高失業將長期持續;企業利潤縮減、資本回報率將降低。
實際上，不僅是歐美經濟，中國經濟在經過30年尤其是加入WTO十年后的高增長之后，在經歷全球經濟危機尤其是經歷2008年危機后三年的財政貨幣再擴張之后，經由2011年的醞釀，自2012年開始，也將迎來一個“新常態”。
定義中國經濟的“新常態”，是探尋中國經濟未來與中國資產價格未來的基礎背景與前提。中國經濟的“新常態”的總含義是，中國經濟將從加入WTO之后十年的GDP平均增長10.5%、M2年均增長率18.2%，回到GDP增長8%左右、M2年均增長12%甚至更低水平。
“十二五”規劃下調經濟增長目標至7%，此次兩會政府工作報告明確2012年GDP增長目標近八年來首次下調至7.5%，昭示著中國政府也將明確這一“新常態”。
中國經濟的“新常態”大致包含如下四重含義：
其一，GDP增長率和M2增長率是經濟與金融的兩個最關鍵數據，這兩個數據都將面臨臺階式下降和增長中樞回落。這是日本、韓國、中國臺灣所曾經歷過的歷程。日本二戰后經濟增長中樞經歷了三個階段：1970年之前的高速增長，上世紀70~80年代略低于5%，以及上世紀90年代~本世紀初期2%為中樞。
其二，中國經常賬戶順差規模與水平將迎來臺階式下降。比較優勢所支撐的加工貿易仍將持續為中國貢獻貿易順差，但自2009年一般貿易出現20億美元凈逆差之后，2010年、2011年一般貿易已經各實現了貿易逆差460億美元、876億美元，2012年前兩月即已經實現逆差373億美元。一般貿易逆差的持續累積，將持續拉低中國貿易順差規模。不僅于此，隨著高達1.6萬億美元FDI存量余額在中國所獲得收益的漸次匯出，收益項下的凈逆差將持續拉低中國經常賬戶的總順差水平。這一轉折已經實現，甚至不排除中國將出現總體經常賬戶的凈逆差。
其三，人民幣匯率將從過去10年的單邊持續升值和升值預期，轉為進入彈性調整階段。經常賬戶總水平及比例的下降，是人民幣匯率邏輯性變化的基礎原因。美元匯率是否走出2002~2008年的貶值周期，則是人民幣升值是否會出現轉折變化的外因。
第四，外匯占款總規模將從過去年度2萬億元、3萬億元的高增長，回歸到年度約1萬億元的水平，這將改變中國貨幣供應增長機制，并拉低M2增長中樞。2011年第四季度中國國際收支出現資本與金融項目的凈逆差、中國未來經常項目總順差水平的降低，以及人民幣單邊升值預期的改變，是外匯占款總流入規模將出現臺階式下降的原因。
顯然，中國經濟迎來“新常態”有著更深層次的內部、外部原因。于內，是人口層面的結構性變化將對中國儲蓄、投資結構帶來深遠影響。另外，由于人口結構因素的變化，未來中國在低端勞動力供給層面將面臨長期緊張狀態，這也意味著政府“就業導向”——往往被誤認為“增長導向”的宏觀政策，也將不會再長期、大幅執行寬松和刺激政策，政府這一關鍵變量的變化也是中國經濟增速未來出現增長中樞下降的原因。
于外，則是危機之后全球經濟“新常態”對中國經濟的影響。“需求”已經成為全球稀缺品，發達國家比如美國經濟的再工業化，以及巴西等新興經濟體的產能供給，將給中國經濟的未來帶來長期影響。于美國而言，“能源獨立戰略”的有效推進將使美國經濟擁有一個低于歐洲、低于中國的能源價格(包括石油、天然氣、電力價格)，這將支撐美國實體經濟的復蘇。基于全球市場的制造業不會回流美國，但基于美國本土乃至北美地區消費市場的制造業，回歸本土將有著較之過去十年更強的誘惑力。
資本是一種要素，中國經濟“資本產出比”過去十年持續攀升，意味著資本增長對經濟的拉動效率已持續降低到不可維系的水平，這一回歸則意味著未來資本積累的增速將放緩。這也是未來中國總體投資利潤率將下降的理由之一。
中國經濟“新常態”從2012年開始，其經濟含義、市場含義、政策含義還將進一步展開。(作者系本報評論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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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中國經濟“新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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