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次股改的核心是發行審批制度的整體變革，其實質是實現從審核制向統一規范的披露制轉變
我們的股市從為國企脫困服務，到最新的為小微企業服務，說來說去都是為融資者服務，投資者的利益自然會受損害
建議如一次股改即股權分置改革那樣，先暫停舊制度下的新股發行和再融資，以避免彎路，盡快推出二次股改 ]
核心是改革審批制
問：一次股改是股權分置改革，您現在說的二次股改有什么含義和內容？
華生：股權分置改革是第一次股改，它解決了中國股市與國際成熟市場在形式上的接軌。二次股改是更核心的制度變革，即發行審批制度的根本改革，其實質是實現從審核制向統一規范的披露制轉變。它要解決的是中國股市與國際規范市場精神實質的接軌。
問：中國股市20多年，發行制度經過了幾次改革，但核心還是審核制，您怎樣評價當下的核準制度?
華生：新股發行審批制度確實經過了很多變化，最初是讓集體企業上市，進行試驗，然后才逐步是地方國有企業上市。在相當一段時間，曾把上市指標作為一個紅利，按照部委來分配。上世紀90年代后期，搞國企改革，還把發股票作為國企融資脫困的一個手段。新世紀以來，發行制度有了一些明顯的變化和進步。最初是由證監會的發行部批準，后來由發審委審核。證監會從社會上請專業人士組成發審委，發審委委員一人一票。客觀地說，發審委制度是證監會主動削權的一個表現。從中央各個部委的民主決策和獨立性決策來說，是走在最前面的。但這個制度還是沒有跳出審批制的窠臼。有審批就有尋租，而且審批既可能卡掉好企業，也可能放過壞企業。因此，發行審批制度改革，核心是改革審批制。
問：目前監管層把新股發行改革的一個重點，放在抑制發行高價和打擊炒新股方面，您怎樣評價？
華生：現在監管層改革決心很大，用意也很真誠。但在具體方向和方法上我認為還有問題。新股發行改革重要的不是定價和銷售。實際上我們想控制發行價是很容易的，過去都是控制發行價的，所以沒有“三高”，你給個窗口指導，行政性的控制，這個并不困難。如果你去控制發行價，那就是新股上市首日暴漲和炒新，所謂按下葫蘆浮起瓢。監管部門要打擊違法違規，但過多地介入市場本身的交易，而且不斷出臺一些隨意性很強的臨時措施去干涉市場本身的運行，我個人認為是不可取的。因為我們改革的方向是市場化。如果我們要出臺制度的話，最好也是統一規范，如每天都10%的漲跌幅限制。
強制分紅與強化分紅
問：您認為中國股市是否可能實行“強制分紅”？有了分紅是否就意味著中國股市從投機場所轉變成為了投資場所？
華生：這可能是媒體在報道中的一個偏差，據我所知證監會從未說過要搞“強制分紅”，而只是強化分紅的概念。這里雖只一字之差，意思差別卻很大。“強化”是強調、重視、鼓勵分紅；強制則既違反公司法，也違反了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因為你干涉了股東、企業的自主權，任何市場經濟國家都不可能這么做。我個人非常支持證監會強調分紅的重要性。這的確是中國股市的一個軟肋，從政策方面積極引導是完全正確的。同時也要看到，鼓勵是一方面，關鍵也是要解決制度問題。你要提高分紅，銀行說要補充資本金，還得降低分紅，怎么辦？這就有個制度改革和設計問題。
問：很多人呼吁要取消紅利稅以增加分紅，您怎么看？
華生：坦率地說，我認為這個要求并不正確。我看到不少人說征紅利稅是雙重征稅、重復征稅，其實這是完全錯誤的。世界上所有市場經濟國家的公司都是在繳納了所得稅以后再給股東分紅，后者都是要再納稅的。一個是對法人主體征稅，另一個是對個人征稅，這完全是兩個概念，我們不要鬧笑話。
中國股市上市公司的紅利稅已減半征收，而非上市公司和廣大中小企業的紅利稅卻沒有減半，這其實很不合理，我們現在談大力發展中小企業、小微企業，股息稅減半征收只給了上市公司特殊優惠，這是對廣大非上市公司和中小企業的歧視。單給上市公司再取消股息稅，這就更不合理了。資本市場靠吃偏飯并不能真正強大。
從整體稅制改革方向上說，這也是不對的。中國稅制的問題是間接稅太重，要大幅降低間接稅，逐步增加直接稅，調節收入分配差距。而股息稅、資本利得稅都屬于直接稅范疇，正是將來要發展的方向。上市公司的分紅能力和投資價值還是要靠我們制度安排培養的內生能力。
實際上我們現在真正要降低和取消的不是紅利稅，而是公司債的利息稅。現在儲蓄存款利息免稅了，債券利息交稅，這是不公平的。債券利息免稅，師出有名，可以降低上市公司融資成本，推動直接融資發展，減輕銀行間接融資和企業股本融資壓力，是一舉多得的好事。監管層可以把主要努力放到這個方向上來。
不能光搞新股發行的市場化
問：現行的發行審核體制是不是到非改不可的地步？
華生：中國的新股發行審批制度經歷的第一個也是本質的變化是2009年的發行定價市場化改革。過去不管叫什么名稱，實際上都是行政定價，通過窗口指導，規定市盈率是15或20倍；而2009年的改革在定價環節真正放開了，由發行人和中介機構自己去詢價，當然這個機制本身也有缺陷需要改進，所有的新事物不可能沒有缺陷，但主導性的變化是從行政控制到放開定價機制，應當說這是一個巨大飛躍和進步。
這次提出新股發行制度改革，正是因為新股發行定價機制放開觸動了股市制度中的深層次問題，激化了矛盾。過去20多年我們實行的是行政定價，這和當時股市整體的審批制度是相配套的。2009年的改革，在其他環節還是審批，卻只放開了定價，我當時就寫文章說這樣單兵突進式的改革要出問題。特別是考慮到這種放開是從創業板開始，企業規模特別小。中國股市的特點是企業盤子越小股價越高，我們過去把市盈率控制在15倍到20倍左右，再好的企業也只準一個市盈率，而市場化定價之后自然出現急劇的兩極分化。因此，單純的定價市場化改革所出現的一個結果就是所謂“三高”，結果反而被指責為“偽市場化”。
2009年的改革是從過去的審批制向市場化過渡的重要一步，方向完全正確，問題在于單兵突進和整個制度不協調，造成市場巨大的反彈。在這個背景下，政府才提出要深化新股發行體制的市場化改革。我的觀點是市場化改革的方向完全正確，但新股僅僅是審批制度的一個環節，發行定價的單獨市場化已經有了教訓，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再光搞新股發行的市場化，肯定會造成新的扭曲和更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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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華生：新股發行與二次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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