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內地金融機構來說，香港是一個開拓國際市場的窗口和培養國際化員工的試驗地，但對于歐美發達市場的金融機構來說，香港正越來越成為他們的人力資源調配站——只是那些被調配的員工將經歷陣痛。
在加拿大一家大型基金公司任職股票分析員的文森特（Vincent）說，這兩年，越來越多的歐美員工被重新規劃調配，調至亞洲特別是香港開拓業務。他在加拿大已經工作了三年，是一個管理培訓生。
文森特說，他的上司來香港不僅可以避免被裁，而且收入有所增加。而他也跟著沾光，被安排在最受歡迎的投資部門，做中國股票的買方分析師，由于是直接創收的部門，這個部門員工在公司內部聲望明顯高于其他部門。不過據文森特的香港同事私下透露，其實文森特從小在加拿大，對于中國的了解相當有限，對于中國的宏觀經濟見解與公司看法過于西化。
“他很忙，但我們很懷疑他有多少時間沉淀下來做研究，因為每天大部分時間是跟賣方分析師要一些推薦股票的信息，或是找上市公司見面。他是我們這兒年齡最小的員工之一，不過他的收入要遠高于香港本地員工。”一位熟悉內情的香港人悠悠地說。
文森特并不認為他目前的薪酬高得不合理，事實上，他認為自己在香港生活并不開心：街道擁擠、語言不通、工作經常加班、住房小得令人窒息……目前的待遇并不能完全彌補他在香港的失落。他希望兩三年之后，待市場形勢好轉時，再回到加拿大的母公司。
在這家公司，還有不少這樣輪崗來香港的歐美員工，拿著比加拿大當地還要高的待遇，在香港領取高昂的外國住宿補貼，干著并不比在母公司重多少的活，但他們仍然希望回歸歐美。
這種聽上去似乎很不符合帕累托最優法則的方案，卻是歐美機構在金融海嘯之后越來越明顯的一個配置方案。
“我們公司在金融海嘯后突然增加了許多外國人，這些人來香港拿的工資并不低，其實從成本考慮，在香港當地完全可以用更低的成本請到相當崗位的人。”美國道富銀行的一位基金分析師說，“歐美集團里，不同的下屬公司間，甚至不同的部門之間的利益都是各自核算的，因此這種輪崗對母公司有利。”
也就是說這些被輪崗的歐美金融才俊，他們的成本很可能只是記在香港分公司的頭上，而母公司則可以成功甩掉包袱。相對來說，這些歐美金融機構的亞洲市場公司還在盈利，因此可以協助母公司承擔這筆人力成本。
上述分析師透露，在香港，如果金融機構通過人才公司尋找員工，需要向獵頭支付一筆相當昂貴的傭金；而本公司的輪換顯然可以降低這種成本。“等幾年市場形勢真的好轉了，不排除這些人又會被輪換回去。”上述道富分析師稱。
剛剛從美國來香港定居不久的小王間接證實了道富分析師的猜測。她老公，一位美國投行家，被調配至香港開發業務，致使她本人不得不放棄了在美國一家商業銀行的分析師工作。
美國就業情況“糟糕透頂”。她慶幸地說，自己走后不久，在商業銀行的同事便遭遇裁員——在歐美職場上，主動辭職和被裁員在下次找工作時是不同的效果。
“很多金融機構大裁員，甚至連孕婦也不放過。”小王說。她的一位閨秘在美國道富銀行位于波士頓的總公司上班，去年懷孕六個月的時候接到調配方案：要么轉換去香港，要么拿一筆遣散費走人！考慮到家庭及即將出生的孩子的身份，她的閨蜜最終選擇下崗。
越來越多被調配至香港的歐美員工，反映出金融海嘯的后續影響正在發酵。事實上，部分發達國家金融機構的情況正在惡化。日本野村的一名香港員工阿吉（化名）日前透露，公司剛剛經歷了一輪大面積的裁員。
“有個部門主管裁得興起，第二天才發現居然把所有的人裁光了，沒有人手干活，連忙發信想把一個香港員工招回來。但只提供短期合同，顯然是想找到其他人就再解雇他。”阿吉感慨地說，“這個主管已經裁得沒有基本的人性了。”
盡管裁員潮頻頻，但有香港資產管理公司的職員表示，香港只是面臨一個結構性的變化。大部分金融機構的香港與亞洲市場業務仍然在增長，需要增聘人手，等歐美企業的裁員潮之后，市場很快便會有反彈——這頗像股票市場，當歐美去杠桿化加劇時，香港市場同樣受損。
筆者從香港數家獵頭公司提供的信息統計來看，近年來越來越多歐美企業開始加重配置在香港的人手，一個簡單的例子是：在招聘信息中也加大了對普通話的標準——從過往的“略懂”、 “能溝通”，已經上升到“流利”甚至“母語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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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香港員工“換血”陣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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