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委組織部近日會同省紀委查處了恩施州原州委常委、宣傳部部長吳希寧受賄案涉及的買官賣官問題，對觸犯刑律的干部給予了刑事處分，并責成恩施州有關機關對認定有“買官”行為的25名干部給予了相應的紀律處分和組織處理。
民間對類似的吏治腐敗顯然已經有了較高的心理承受能力。因此，也難有“震驚”或“熱議”。在這個審丑疲勞的時代，民眾對腐敗的痛心與痛恨，從一些地方流傳的段子中足可窺見一斑：“不跑不送，降級使用；只跑不送，原地不動；又跑又送，提拔重用。”跑與送當然也要懂得規矩，官帽都是待價而沽，量“財”錄用。
段子雖然夸張，以偏概全，但近十幾年來，為這些段子作注的大案要案卻屢有可見。光中組部和中紀委公布的典型案例，就已累積不少。嚴懲吏治腐敗的各色“強調”、“加強”、“堅決”、“深化”等等，每一年度都在三令五申。中央有決心，選官有紀律，緣何買官賣官就屢禁不止？
破解此難題的關鍵一是責任機制，二在選任機制。就責任機制而言，光有“嚴懲”的政策宣示是無濟于事的。“嚴懲”必須體現在每一宗個案里。買官賣官之所以久盛不衰、屢禁不止，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收益遠大于風險。買官者瞄準的，就是官位的含金量高，升值潛力大。“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曾是對清朝買官者心理的寫照。如今的三年處級崗位，不知有無十萬銀。但從一些被查處的腐敗官員來看，貪腐金額上百萬甚至超千萬的，已屬平常。從犯罪心理學上分析，投資官位，實則是在投資一定期限的腐敗機會，而腐敗的機會又來自于基本不受制約的絕對權力。要遏制吏治腐敗，就必須限制官員的權力，大幅降低官位的含金量，加大腐敗的成本，提高腐敗被查處的概率。只有當做官就意味著與發財無緣，而一旦腐敗卻必定會受刑責，買官賣官這個市場才會逐漸萎縮。
但事實上刑責和買官并沒有必然的聯系，相反這兩者之間有時還很遙遠。以湖北恩施州的“吳希寧案”為例，雖然25名干部被認定為有“買官”行為，但我們在報道中卻未看到這些“買官”的行賄人被刑責。公布的25名干部處理結果如下：免去6人職務并由恩施州紀委進行立案調查，視情節再給予相應的黨紀政紀處分；對有行賄行為的9名干部，分別給予黨內警告、行政警告和行政記過處分；對其余7名有行賄行為但情節相對較輕的干部，進行誡勉談話。
報道未公布這些“買官”者行賄的數額。按行賄罪立案標準，起點數額只有一萬元。而即便行賄數額不滿一萬元，向黨政領導、司法工作人員、行政執法人員行賄的，也應立案偵查。這25名“買官”者向一位州委常委（亦即黨政領導）行賄，不管數額多少，都合乎立案標準。但上述報道和我們的生活經驗都在告訴我們，像這樣的“買官”者多數都不會受到刑事追究。甚至他們的官位還可能原職保留，只領個“罰酒三杯”式的警告或記過就能安然過關。如此“嚴懲”，豈能遏制買官賣官案的明滋暗長。
自然，就算“嚴懲”買官賣官者能夠落地，也只是“治標”。著眼于“治標”的打擊還得與“治本”的制度預防相協調。近年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經歷了從單項突破到整體推進的艱難歷程。黨政領導干部的選拔任用也有了一系列的突破和規范，但這種突破主要發生在委任制范圍之內。也就是說“上任下”的“選賢政治”不斷得到完善，“下選上”（民選官）的“選舉政治”卻一直步履蹣跚。十七大報告中提出“以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依此觀察，從“選賢政治”到“選舉政治”的政改路線圖清晰可見。如能沿此路線切實推進，有效實施，官員跑官要官的對象將從原來的上級官員轉向普通公眾。在選舉制度之下，“跑官要官”將成為再正常不過的事情，而“買官賣官”的難度卻大大提升了——賄賂一位上級官員易，而賄賂本選區多數選民則難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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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買官”是否社會走回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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