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節前，因為沒有完成富士康的招工任務，劉寶玉(化名)不得不去成都富士康工廠“頂工”。機關領導對她說，“招不到人，只能自己人去”。
身為公務員的劉寶玉今年26歲，皮膚白皙，經常笑瞇瞇的。但回想起那段在富士康的日子，她臉上立時沒了笑容，“這事兒特別荒唐，同學、同事們都笑我說是不是去富士康跳樓了。”說這話時，劉寶玉顯得非常小心，生怕路過的人聽到。
自從成都2010年引入富士康這只“金鳳凰”后，許多四川公務員在年底考核中就多了一項內容——能否完成富士康的招工任務。成都富士康是中西部迄今最大的招商引資項目，是四川省1號工程，也承載著成都實現信息產業跨越發展，打造幾千億元IT產品產業鏈的希望。而在引入富士康時，除了優惠的稅收、用地等條件外，四川省政府還承諾了一個令人驚詫的條件：幫助招募一線勞工。
一年多過去了，這項勞工招募承諾遠沒有當初政府設想的那么簡單，除了垂直下行、各地市攤派，一些如“買人頭”式的灰色市場行為也已浮現出來，政府在招工難以達標下處于窘迫的兩難境地，以至于像劉寶玉這樣的公務員也被迫頂包進廠，以完成政府許諾的用工名額。
政府招工
劉寶玉在成都富士康待了約一個月。在此期間，從四川省各地由當地官員帶隊前來工作的隊伍屢見不鮮。有一天，她看到從綿陽一下子來了四五百人，其中就有大學生村官。那個大學生村官看了看她，彼此心照不宣。只有在富士康干滿15個工作日后，政府才算完成一個名額指標。
4月19日，富士康深圳總部一行政工作人員介紹，“成都工廠一直在進人，但一直都沒能滿足需求。每天進3000到5000人很正常。有時每天甚至以萬為單位招聘員工。”該行政人員承認，一線勞工的招募一直由政府部門操作。“富士康只是把需求人數隨時報給四川省勞動部門(富士康稱之為‘1號辦’)，由他們統籌社會資源，不斷招聘新人進入工廠。”四川省專門召開了兩次富士康成都項目人力資源招募工作會議。一些地方政府提出，對招募工作要實行一票否決制。
以四川瀘州敘永縣龍鳳鄉為例，龍鳳鄉提出將富士康招募工作納入年終目標考核，每完成1人獎勵(公務員個人)600元;超額完成任務的每超1人獎勵1000元;完不成任務每差1人扣500元。
劉寶玉說，上級下達的招聘任務，并非全年不變，而是隨著富士康生產情況的變化隨時追加。這造成了基層工作的慌亂，“大家都有抵觸情緒”。
去年三季度末，瀘州古藺縣東新鄉發文說，“因富士康成都項目產品的市場訂單增加，按各級分配落實名額比例，縣政府下達我鄉新增21人(原任務數45人，共66人)，現將調整后的目標任務下達各村，請各村務必抓緊時間完成富士康招募工作。”東新鄉下轄10個村，此番任務追加后，吶喊村原任務5人，新增3人;民主村原任務5人，新增2人。
招募完成后，當地政府還要組織護工隊，將務工人員移交給富士康。達州渠縣要求，要在本單位選派年富力強、有經驗、有責任心的干部全程護送，確保萬無一失。廣元市要求，在廣元至成都途中，警車開道，救護車隨行。
因為各地與1號工程對接的招募工作小組，均配置社會保障局、教育局、公安局、扶貧辦、團委、婦聯以及工會等部門，這使得招募小組能夠及時調動政府資源。去年全年，瀘州為富士康成都基地輸送了1.2萬余人，招募任務超額完成。也正是在這一年，成都富士康生產了全球三分之二的iPad平板電腦。
招工困境
在產業規模上，成都富士康的發展非常驚人。“深圳龍華富士康用10年達到的規模，成都富士康只用了3個月。”在成都周邊的郫縣與新都區，原本利用率不高的工業園區，正在被富士康的供應商填滿。
出于成本的考慮，富士康有意識地將訂單優先安排在成都工廠。只有在成都產能吸收不了的時候，才派給深圳龍華工廠生產。“主要是因為綜合成本比較低，”該富士康行政人員說，“比如人工成本較低，成都市給予的土地、稅收(在保稅區)、免費宿舍、免費班車、免費招聘工人等很多優惠政策，導致的綜合成本很低。所以生產都是盡可能優先安排給成都生產。能節約很多成本。”
富士康原本規劃成都基地將逐漸取代深圳龍華，成為其代工帝國的主要生產基地，但2011年的人力資源嚴峻形勢，正在導致其放慢投資步伐。
一位已經離職的富士康管理者說，去年國慶期間許多工人離職要走。大家都很迷茫，當時廠區在傳言iPad3 的訂單被華碩拿去了。上述管理者說，拿我們物流部門來說，很多一線現場的工人的流動性很大，到了3個月就走人。
他說，富士康的待遇并不好，與宣傳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原來承諾8小時，加班2個小時，實際上要加班四五個小時。薪酬待遇跟不上物價上漲水平。我一朋友在一線流水線，有時就只拿1300元。”
“富士康目前一線工人批量流動，導致成都工廠良件率不如深圳工廠。報廢產品較多。富士康為此也很著急。”富士康行政人員說。
成都基地最高峰時有12萬人，2011年10月份下降到了9萬人，現在總人數維持在6萬人上下。每當人員不夠時，富士康中央人資部門就會不斷給政府施壓，“人不夠，快點送人來”。“政府承諾和答應給我的，就是要滿足，否則我們是可以撤資的。”該富士康行政人員說,“富士康投資在成都建立產業基地，人財物都付出了巨大成本。當地政府當初答應我們的，要設法滿足我們的人力需求。”
在富士康的壓力之下，四川省“1號辦”每天疲于應付這些人力招聘工作。為此，廣元市旺蒼縣勞動保障局長不得不先后6次赴陜西，開展跨省招募。
部分地方政府也將日常公共服務與富士康招工任務捆綁在一起。4月16日下午，宜賓市宜賓縣商州鎮豐巖村一位村民說：“政府講，如果家里沒有親屬在富士康上班，1萬元的危房改造補貼就要扣掉1000元。”
而一位勞動保障所的工作人員抱怨說，感覺自己就是人販子。2010年，他曾經招募、護送川籍工人去深圳龍華培訓，到了2012年再“護送”年輕人去成都郫縣富士康工廠上班。
該勞動保障所工作人員說，現在政府騎虎難下，一些其他的企業也開始要求政府，套用省富士康成都項目人力招募模式，以下任務的方式要求勞動保障部門予以完成。
人頭販子
在政府負責全權招募的情況下，“人頭販子”應運而生。該富士康行政人員說，“人頭販子”介入富士康招募工作，最開始只為了滿足富士康對員工的數量需求。但是流動率特別高，招來的人待一個星期甚至一兩天就走掉了。“新進工廠15天之內的人，離職的特別多。什么都發給他，卻卷包走人了。給富士康造成很大浪費，入廠培訓、工衣下發，都需要成本的。”
劉寶玉聽說，每招到一個人，省政府就給予1500元補貼，這1500元由各市縣勞動局層層抽成過后，最終“人頭販子”能拿到500元每個人頭。但此種說法本報記者未能獲得官方證實。
劉寶玉也做過類似的事。她說，“這事情我也做過，花1000塊或者800塊，找個人去富士康上15天班。”
4月20日，在郫縣紅光鎮托普學院，富士康招募中心，一個“人頭販子”說，如果你手頭有三四百個“人頭”，我可以出價每個人200塊。“當然有些人也會出價300元或者400元，但那樣的話，派200個人進去工作，回頭拿到錢款卻只算150人，(其余的錢)被上面人黑掉了。”“人頭販子”說，去富士康不需要支付任何費用，那60元體檢費用都由政府財政支付。
大約在2011年4月份，政府和富士康改變策略，對富士康短期離職者建立了“黑名單”，杜絕其再次進廠。該政策出來后，富士康入職數量大大減少。
后來，對于人員短缺的情況，政府不得不修改“黑名單”政策，“對于社會招募員工準予二次面試和二次入職。二次面試即過去曾參加面試未合格人員，可在1個月后再次參加面試;二次入職即過去曾入職后自動離職人員，可在面試合格后再次入職。”
政府還把富士康成都廠區招募員工的年齡上限從35周歲放寬到40周歲，初中學歷。但就如劉寶玉這樣的公務員也會使些手段，“我們當然不會告訴他們實際情況。”她說。而成都龍泉驛區一位張姓招募人員說，對于這些打短工的人，單純為完成政府指標的人，我們都告誡他，面試時千萬不要說實話。
富士康見聞
劉寶玉12月初到達富士康，頭兩天是集體培訓，然后是部門培訓。“工廠管理者會放映宣傳片，告訴大家富士康并不像外界說的那樣。”劉回憶說，宣傳片放了大概有20多分鐘。
公務員去成都工廠的好處是，可以拿兩份工資，富士康的工資和政府的工資。但連續一個月的夜班工作，壓垮了劉寶玉的身體，“從富士康領來的1130元工資都付到醫院去了”。
一天，劉寶玉見到一個男孩在不停地嘔吐，臉色蒼白。男孩也許因為天氣冷的原因，導致身體不適。劉寶玉問他多大，他說15歲。此情況并不鮮見，一些職業技校把年輕學生派往富士康做學徒工。
臨近春節，劉寶玉以請病假的名義離去。當時很多人要辭職，但任務緊，病假并不好請，工長說，看你工作表現好才準假的。后來，工長打來多次電話催他回去上班。
劉寶玉天性樂觀。在富士康，一天開會，工長問他為什么總是笑瞇瞇的?劉寶玉說，我就是這樣，覺得日子挺開心的。工長說，你這樣是不對的，你這個年齡應該考慮家庭、孩子、父母，26歲了怎么可能快樂呢?
劉寶玉不喜歡富士康，“記得飯不好吃，晚班的肉很咸。”工作期間，領導安慰說，正在與富士康協調，讓你們早點回家。等劉寶玉出來見到同事時，大家都開玩笑說，你跳樓回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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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政府為完成招工任務派公務員去富士康頂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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