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海這兩天有點郁悶。6月初，他被炒魷魚了。他本在上海浦東一家電子元件加工廠工作，是有5年資歷的老員工了。而他被炒魷魚的原因，竟是因為工廠給工人們加了工資。
加薪引發糾紛
“4月份，上海最低工資從960元漲到1120元，我們廠也加了薪，5月份我到手可以拿到1800多元。當時很高興。但是，6月初就被辭工了。”朱海憤憤地說，“老板的意思是，我們工人工資太高了，他負擔不起，得減人增效，于是我就被涮了，我們車間走了5個人，都是所謂的老弱病殘。我都快50歲了，還能到哪兒找工作?”朱海長長嘆了口氣，很是悲涼。
記者找到了該公司的人事部門，一位姓霍的先生接了電話。他很客氣，也對辭退朱海等人表示遺憾。但是，他說：“公司方面也是無可奈何，現在漲薪的壓力很大，國家的政策我們必須不折不扣執行。所以，4月份，按照公司的薪級標準給各部門的人員都加了工資，幅度在10%-15%，員工反應良好。然而，我們是勞動密集的代工企業，薪資成本的壓力極大，所以，我們也不得不最經濟地用人。”末了，霍先生猶豫著用神秘的口吻告訴記者，他們老板已萌生意圖往內地發展，那里用工成本低廉。
不過，朱海并不以為然，他覺得近幾年公司的生產效率大有提高，利潤也持續上升，給員工加點薪水完全不傷皮毛。“現在主要是農民工太多，我們還沒有能力同老板坐下來談判。”
其實，加薪也引發了資方的思考。當記者聯系到上海臺商協會理事郁詩禮的時候，他正在趕往常州的高速公路上。本來當天(6月15日)他是要回臺灣過端午節的，但是，他在常州的一家服裝廠發生一起工資糾紛，他不得不改變行程。“其實，這只是一個工人不滿意自己的薪水，吵到了廠部。我不敢疏忽，千萬不要出什么狀況。上月，我們公司給員工普遍加了工資，有高有低，有人滿意有人不滿，這很正常。”郁詩禮有些無奈。
他認為，老板追利潤，工人求漲薪，這都是追求“最大化”的合理要求，無可非議。關鍵是建立一個公正而常態的博弈與談判平臺。“我個人認為，大陸已進入勞動力成本面臨全面重估的新時期，其主要原因是勞動力供給曲線已發生了變化，由過去的無限供給轉化為有限供給，這就需要談判，大家要開誠布公。”
晚些時候，郁詩禮主動打電話給記者，說他公司的工資糾紛已解決：“大家都退一步，握手言和。”
遷廠多是“表演”
起于富士康，蔓延珠三角的漲薪潮，震幅其實傳至更遠，在多個省份紛紛上調最低工資的背景下，長三角自然也感受到了漲薪的震蕩波。郁詩禮告訴記者，最近，他與在上海的一些臺商和本地商人餐敘時，話題也不離“漲薪”二字。
“大家都很關心漲薪，我自己也是。最近幾年，在工資問題上，我感覺到工人情緒波動特別厲害。”郁詩禮說。
現在應該在可以承受的范圍內主動給工人適當加薪，是一些長三角廠商比較一致的看法。他們希望不要發生過激事件，讓自己陷入被動，反為不美。此外，人性化的管理也為商人們所提及。“有些代工廠采用日本式的管理方法，這可能不太適合中國的文化。”一位臺商告訴記者。
當然，也有遷廠的論調。一些沿海企業放出風聲，因為承擔不了漲薪的重負，要將企業遷往人力成本更低的內地或其他區域。郁詩禮對此說卻并不認同。“這很大程度是一種表演，希望能對漲薪的趨勢起到一個抑制的作用。遷移很困難，其一，遷移成本很高，其二，物流成本驟增，內地的物流成本要比沿海高出許多，還有，這些企業在當地已享受了稅收優惠，遷移的話，就要吐出這些優惠。”
“我自己是不會遷廠的。”郁詩禮干脆說道。
經濟發展模式已有轉變跡象
“我覺得早就應該加薪了，不應該等到現在。”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張車偉告訴時代周報記者，“中國的勞動力價格一直偏低，單從增長速度來看，勞動者薪酬的增長速度，低于國家整體財富的增長速度，也比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低，這樣的增速首先就是不合理的。”上一頁 1 2 下一頁單頁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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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長三角漲薪連鎖反應：遷廠多是“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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