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集團新聞發言人向媒體確認，集團基層員工將從6月1日起，全部加薪三成。這項決定將在深圳工廠先行實施，除深圳外的內地工廠員工加薪幅度將參照深圳標準。
盡管這位新聞發言人說，加薪的理由是基于物價、生活費用的上漲以及結合集團整體經營狀況，公司體恤員工生活，讓員工在減少加班的情形下也能增加收入并擁有足夠的休閑時間，但其實誰都明白，富士康的這個決定與前段日子的員工自殺事件不無關聯。
當然，不管這次加薪背后有什么樣的背景，富士康能夠有這樣的舉動，是需要勇氣的。僅以深圳富士康來說，通過這次加薪，深圳富士康45萬名員工的全年薪資，將至少可增加4800元，這意味著富士康一年的勞力成本將增加22.81億元人民幣。對于一個以代工為主要經營模式、利潤微薄的企業來說，這筆成本的增加是比較可觀的。因此，在香港股市，當富士康加薪的消息傳出以后，其股價便應聲而跌。
很顯然，在加薪付諸實施以后，富士康賴以生存的所謂“成本優勢”將遭遇巨大挑戰。富士康2009年的財務報告顯示，去年一年，在富士康員工數量增加了9.7%的同時，其員工成本卻從2008年的6.72 億美元，減少至2009年的4.85億美元，減幅達到28%。從這個簡單的數據對比就可看出，富士康以往的成功，是建立在低廉的人力成本的基礎上的。
這種現象并非富士康所獨有。長期以來，以廉價勞動力吸引資本的模式，即所謂的“中國模式”，使中國的經濟出現了快速增長。尤其是在招商引資方面具有優越條件的東南沿海地區，更是通過內地廉價勞動力的輸入，獲得了可觀的“人口紅利”。但是，這種發展模式，忽視了勞動力作為一個人的全面發展，尤其是一些成長于改革開放中的年輕人，對于自身的全面發展有著強烈的向往和訴求，他們的勞動換來的只是維持最基本生活的報酬，而無法以此來體面生活。
勞動密集型企業利潤空間較小，資方為了攫取最大的利潤，唯有從壓低勞動力報酬上入手，導致職工的收入長期處于低水平，已經嚴重阻礙了社會的協調發展。越來越多的事件表明，這種以犧牲民眾幸福來換取經濟發展的“中國模式”，已經走到了盡頭。
解決這個問題，靠企業自己來發揚“善心”是不現實的，需要政府部門加強對企業職工權益的保護。但是，由于我國各級政府目前仍習慣于以保證GDP升幅來保持經濟的發展，在資方與工人發生矛盾的時候，政府更多地傾向于維護資方的利益，而忽視了工人權益的伸張，這也是這種有缺陷的“中國模式”得以長期存在的深層次原因。因此，要徹底轉變經濟模式，需要政府作出更大的努力。
最近，有多個省份上調了職工工資的最低標準。需要指出的是，一個地區的最低工資標準，必須考慮到最弱企業的生存，它有時反而給一些刻意盤剝職工利益的企業提供了支持。因此，必須將企業的職工工資法制化，比如制定一部能夠在維護資方利益和保護職工權益之間求得平衡的《工資條例》。政府在確定一個地區的最低工資標準的同時，還必須明確職工的工資，必須與企業的生產效益掛起鉤來。
據悉，我國有關方面兩年前就開始著手進行《工資條例》的調研起草，但至今尚未見實質性的進展。其中一個原因，可能就是擔心《工資條例》的出臺，對資方形成制約，從而影響到地方招商引資的效果，造成對GDP的負效應。但是，不斷發生的一些群體性事件已經證明，如果職工權益得不到保障，將會醞釀更為嚴重的社會問題。中國經濟的發展已經進入一個拐點，以前那種用低廉勞動力來吸引資本的制度安排，不僅造成了職工權益與經濟發展的脫節，而且最終影響了社會的公平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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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評論:從富士康加薪看中國企業模式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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