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力電器董事長朱江洪接替了馬明哲天價薪酬的位置。2008年朱江洪總收入達到4000萬元，其助手格力電器總裁董明珠僅比他少12萬元排名第二，經過三次股權激勵，董事長朱洪波和總裁董明珠通過所謂高管股權激勵，截止2009年3月13日，二人身家增至1.7億元。
如果是市場化的產物，無須對高管高薪進行道德抨擊，格力電器高管高薪部分是市場化的產物。
在解決了與大股東格力集團的糾紛之后，格力電器逐漸擺脫國有控股一股獨大的局面，為保持高管隊伍的穩(wěn)定性，實行股權激勵機制。在2005年格力電器“股改”時，珠海格力集團(格力電器控股股東)除支付股改對價外，還作出承諾，在2005、2006、2007年度中的任一年度，若公司經審計的凈利潤達到承諾的當年應實現(xiàn)的數(shù)值（以上三年對應的凈利潤數(shù)分別為50493.60萬元、55542.96萬元、61097.26萬元），將從格力集團所持股份中拿出2639萬股用來作為格力電器管理層股權激勵計劃的股票來源，管理層每年可以購買713萬股。
股權激勵實行之后，格力集團不僅業(yè)績穩(wěn)定，更重要的是，實現(xiàn)了從僵化的、糾紛激烈的國有控股企業(yè)向市場化企業(yè)轉軌的過程。
但格力電器的天價薪酬又是不公平的，這樣的天價薪酬并非全部市場化的產物，而是資本市場激勵機制扭曲的產物，是利益暗地輸送的結果。
格力電器高管的天價高薪源于期權激勵。格力電器共有三次股權激勵，2006年7月11日，格力電器實施第一次股權激勵方案，實施了每10股轉增5股的利潤分配方案，朱江洪和董明珠各自獲得150萬股激勵股份，兩人合計占激勵股份總數(shù)42.08%，該部分股份于2007年3月26日解禁。2007年10月31日，格力電器實施第二次股權激勵方案，董事長朱江洪和總裁董明珠各自增加250萬股股份，持股成本為3.87元，兩人占激勵股份總數(shù)提高至46.76%。該部分股權于2008年4月2日流通上市，期間格力電器股價曾一度沖高至62.79元。2008年7月兩次實施了每10股轉增5股的利潤分配方案，激勵股份數(shù)上升至現(xiàn)在的1604.25萬股，2009年3月13日，格力電器3.43億股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
期權激勵，高管必須達到一定的業(yè)績才能行權，所謂利益輸送，是指利益激勵門檻低，獲得激勵的成本低。格力集團按當年年底經審計的每股凈資產值作為出售價格，向公司管理層出售713萬股的股份。
應該承認，格力電器的公司高管具有經營能力，他們完成了股權激勵時的業(yè)績目標，但同時應該看到，股權激勵的成本與門檻過低，員工買入價格極低僅4.494元/股，以每股凈資產作為出售前提，只要股價高于凈資產與時間成本，格力電器的高管與員工就能坐享其成。凈資產出售幾乎是中國資本市場利益輸送的一個象征，國外戰(zhàn)略投資者購買中國上市金融機構股權，以凈資產作為出售依據(jù)，而高管的股權激勵，同樣以凈資產計算。這也就意味著，公司的無形資產，公司的發(fā)展遠景與市場占有率等，均不計算在內。
如此一來，只要稍有能力，只要不出三聚氰胺那樣的大事，管理層就能穩(wěn)獲不菲的收益。格力電器這樣的高管高薪，既有市場化改革的因素，也有二級市場投資者風險的增加為代價進行利益輸送的因素。所謂好壞參半。
更有甚者，一些上市公司的高管如長江證券等國有控股金融機構，以降低普通員工薪酬制造薪酬不漲的假象，業(yè)績下降七成照樣為自己加薪，長江證券凈賺7億元很大程度上歸功于往年“存貨”，即定向增發(fā)的投資收益與認沽權證等交易收益，完全是以投資者的痛苦為樂的行為。
美國總統(tǒng)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3月16日，發(fā)誓將尋求“一切法律途徑”來阻止美國國際集團(AIG)支付1.65億美元獎金。利用法律途徑與肥貓的貪婪作對，中國的二級市場普通投資者也應該擁有這樣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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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葉檀：格力電器朱江洪天價高薪好壞參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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