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慶節期間爆發的數千人“停工”，讓富士康鄭州工廠再次引起各方關注。兩年前，這一代工巨頭將為蘋果生產iPhone系列產品的生產線從深圳遷到河南，被看做是富士康內遷計劃的重要布局之一。
據勞工組織“中國勞工觀察”在10月6日發布的消息稱，富士康鄭州工廠部分工人因加班及質量控制標準過于嚴苛，導致約3000~4000名員工“罷工”。
富士康集團隨后在聲明中表示，并不存在所謂“4000名員工罷工”事件，只是因不同部門間員工的溝通不暢，導致質量部門約有200余名質檢員采取故意曠工的方式消極怠工。
10月9日，記者在富士康鄭州廠區走訪時發現，富士康內遷帶來的“后遺癥”更多在此次事件之外。
生活實在太單調
在富士康鄭州工廠的10多萬用工大軍中，90后正在日益成為主力軍。來自豫東開封的李瑞和來自商丘的王靜雖然到富士康才7個多月，但已經成了這里的“老人”，前者20歲，后者19歲。
她們在富士康的工作是“品管”，即生產線上的制作過程檢驗。王靜形容她們的工作，“每天就是在線上走來走去，看生產線上的工人有沒有按照標準流程作業。”
一條生產線大概100多個工人，一般是兩個品管負責督查。在今年3月份剛入廠的時候，王靜覺得品管還是個不錯的工作，在給爸媽打電話解釋她的工作內容時，她還不無自豪地說，“人家干活，我看著，來回在生產線上巡視一下就行。”家人里覺得這工作還不錯，“監督別人干活，挺好的。”
干了一段時間后，王靜才發現這份工作并不那么好干，而且和她之前想象的也不一樣。王靜說她進富士康之前，預想著每天上8個小時的班，然后每周雙休，周末可以想去哪兒玩就去哪兒玩。
但現實和她預想的有不小的差距，“說是上8個小時的班，實際每天都要加兩個小時班，你得6點多就起床;你可以選擇不加班，但沒有全勤獎;之前也沒想到從宿舍到廠區那么遠，來了之后才發現還得坐車，既然來了，就坐吧;中午就一個小時的吃飯、休息時間，吃過飯就得進車間，吃飯慢了還有可能遲到;忙的時候一個月才休息一天。”說起不如意，王靜可以列出一大串。
進富士康之前，她也沒想到要上夜班，來之后是每個月輪換一次，上一個月夜班，上一個月白班。同白班一樣，夜班也是10個小時，從晚上8點站到早上7點。“夜班可累、可累的，就算你什么都不做，你得睜著眼吧，確實瞌睡了，就去洗一把臉。”王靜說。在富士康，加班、上夜班都是家常便飯，也并不是所有人都排斥加班。王靜的一個同事這個月加了100個班，拿到了他入職富士康以來最高的4600元收入。
在王靜看來，這樣的生活實在太單調、無聊，“每天都是天不亮就起床，回去時候天已經黑了，整天就是上班、下班、睡覺，每天在那站10多個小時，下班后哪都不想去，就想趕緊回去休息。太沒意思了!”王靜說。
即便偶爾休息，這個廠區周邊也實在沒什么好玩的。富士康建廠之前，這里本是一片農田，富士康的出現就像從地里長出來的一樣，除了工廠、宿舍基本沒有什么配套設施。
設置在路邊的一些簡易房構成了服務這數萬工人的主要場所。一位在路邊攤吃飯的男性員工表示，富士康雖然在不斷加工資，但加工資的速度，還趕不上周邊物價上漲的速度。一年前剛來的時候，一個燒餅夾肉才2塊錢，現在漲到了4塊錢;以前4元錢一份的炒面現在都漲到了8塊。如果加上抽煙，每個月吃飯、抽煙，就差不多花去了工資的三分之一。
除了物價漲得快之外，周邊的環境也讓工人們感到擔憂。打架的、錢被搶的時有發生。王靜說，每次路過宿舍區旁邊一個沒有路燈的小路都讓她提心吊膽。
與為工人們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務相比，當地政府更關注擴產、擴產、再擴產。富士康被看成了拉動當地增長的新增長極，即便在今年全國出口形勢普遍不佳的背景下，在富士康的帶動下，河南的出口額依然接近翻番。
在不斷推高經濟數字的沖動下，數萬產業工人的生活需求被壓縮到了最低。記者咨詢富士康所在的鄭州空港園區管委會辦公室工作人員，他們也搞不清楚這里的公共服務該由哪里負責，他們更愿意談的是廠房建設。
壓力下的暴力
相比體力上的辛苦，王靜說，每天都可能和生產線上工人發生的沖突，更讓她一進車間都感到一種無形的壓力。她不得不經常自我安慰，下班就好了。
作為品管，她的職責就是防止生產線上的工人不當操作，并記錄下來上報給績效考核部門。她的記錄雖然不會對生產線上工人們產生直接影響，但會影響生產線線長的績效，績效和年終獎掛鉤。
如果被她上報了不當操作記錄，線長的年終獎受影響，“線長就會罵下面的干部，干部罵下面的員工，員工被罵后，壓力被一級一級往下傳。”王靜說。不過，作為品管她也沒辦法。“如果在生產線上巡視10個小時，沒記錄一個問題，領導會覺得我們能力不行或者沒認真工作，我們也會被領導罵。”王靜說。
碰上理解的員工還好，碰上不理解的，不僅惡語相向，還要冒著被打的危險。經常被罵的基層員工甚至在某個時候就選擇了用暴力來釋放壓力。“現在一些年紀小的，被罵得不爽，或線長說的難聽了，就敢動手打自己線長。”王靜說。她遇到的最嚴重一次是被生產線上六七個工人圍攻，幸虧被周圍的人拉開了。李瑞的情況則相對好一些，最嚴重的一次是被線上的工人圍著罵，直到把她罵哭這些人才罷休。
但也有頂不住壓力而崩潰的。9日中午，在富士康鄭州廠區內，一位30多歲的男性員工在車間外抽完一支煙后忽然躺在地上大喊，“我是劉羅鍋，我是劉羅鍋……”隨后被趕來的120急救車拉走。有圍觀的員工感嘆說，“又瘋了一個。”
現在王靜巡線就很小心，盡量平衡一些。如果她在一條線上轉的次數多了，生產線上的線長就可能會認為你在找茬，如果她在一條生產線停留超過一分鐘，線長就會過來問，“有啥事嗎?”如果你還不走，那線長就開始攆人了，“你是巡線的，老站我們這干嗎?”暴力威脅有時候會成為最后的手段。
王靜就曾經遇到過一次，臨近下班的時候，生產線上的工人想快點結束，就直接拿著產品跳過她的檢查，要裝箱。當王靜上去阻止時，對方理直氣壯地說，“你哪只眼看到我裝箱了?你還想不想在這混了?”“我們屬于不同的部門，他們當然管不了我們，但他可以下班打你。有的就是威脅一些，但有些人憨啦吧唧的，下班還真就打。”王靜說。中秋以來加班的這幾天，就有好幾個品管被打，有在回家路上被打的，也有在車間現場被打的。
10月2日，一位品管部門的女干部在生產車間被打后，最終釀成了三天后的“停工”事件。王靜和李瑞均參與其中。
富士康的管理難題
品管部門女干部被打后的第二天，王靜和李瑞就聽說了要在三天后停工的消息，但她們還不確定是否真的會發生。她們也在通過手機和QQ與其他車間的朋友溝通。
第二天，王靜趕緊和其他品管部門的朋友聯系，確認其他品管已經停工后，她也立即回到了宿舍。她覺得這個時候，大家要團結。不然，生產線上的工人以后會更囂張，她們對人身安全的訴求也繼續不會得到公司管理人員重視。
回到宿舍后，她所在品管線的線長給她打了多次電話，她干脆把手機調成了靜音。直到下午，她收到公司發布的一條短信，“對大家反映的安全等相關問題，公司會調查核實后妥善處理，公司會采取措施確保大家在公司的安全。”并要求停工的員工在下午4點半之前返回崗位。
她和其他車間的品管聯系后，得知一些品管已經開始回公司上班。于是，當她所在部門的領導下午再次打她手機時，她便接了電話。“別人都上班了，咱也別不接電話了。”王靜說。
對于這次停工，王靜回憶說，“蠻好玩的。”在她看來，對這次的打人事件，公司應該會處理好點，“之前是給2000多塊錢就搞定了，現在恐怕不能這么輕易結束吧，怎么也得給個說法吧。”王靜說。她的一個品管朋友在網上留言說，“感覺今天就像夢一樣，以后會是個回憶的!”
富士康集團新聞發言人劉坤表示，這次出現的短暫停工，主要還是在溝通上，了解員工訴求上做得不好。從公司管理者的角度，他沒有必要偏袒任何一方，只是如何防止單個的糾紛變成面上的問題，可能我們的管理人員做得還不夠細致。
長期關注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的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盧暉臨認為，富士康遷到內地后降低了生產成本，但是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根本問題，沒有對管理制度做出變化，目前的半軍事化管理不適應新生代農民工的特點，所以只要不從根本上改變管理制度、改善生產生活環境，現在出現的問題日后還會經常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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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富士康內遷“后遺癥”：部分員工生活太單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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