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受到網絡追捧
草根媒體的發聲，是這一年來中國傳媒行業最為典型的事件。所謂的草根媒體，固然沒有定論，但是以微博為代表的媒體形態在2010年快速繁榮起來，卻改變了2010年中國媒體的言說形態。
2010年剛剛過去，從新聞的意義上就成為了歷史。此刻，中國的傳媒人已經迫不及待地奔向下一個新聞現場。但是2010年在中國新聞史上，確實是一個不可忽略的年份。
如果盤點2010年的中國媒體，這一年的媒體無疑具備著重要的轉折特色。這種轉折不僅僅是技術變革，而且同時也是傳媒理念的變革。
2010年的媒介轉型，給中國的輿論環境帶來了新的特色。
第一，草根媒體的發聲，是這一年來中國傳媒行業最為典型的事件。
所謂的草根媒體，固然沒有定論，但是以微博為代表的媒體形態在2010年快速繁榮起來，卻改變了2010年中國媒體的言說形態。
這些草根媒體的發展，最大的動力其實不僅來源于技術，更來源于媒體技術對個人表達的解放。坦率說，基于這些年來傳媒技術的高速發展，微博能夠火多久，我不知道，從目前的發展態勢來看也尚無定論。因為有太多的媒體創新形式以最快的速度出現和繁榮，又以空前的速度萎縮甚至消失。但是SNS社交網站和微博帶來的這種信息網狀傳播，卻是從來沒有過的。
以2010年11月上海膠州路大火為例，在剛剛發生火災的第1個小時里，原創性的信息超過百條，圖片達到數十張，遠遠超過了我們傳統上認為報道速度最快的通訊社報道。
草根媒體的力量不但通過形式表現出來，也通過內容加以展示。
2010年，微博創造的新詞“給力”登上了《人民日報》的頭版頭條。從更為廣泛的媒體意義上說，這種草根的聲音也讓全社會感受到了一種無言的精神力量。
在2010年歲末，人們從視頻網站上看到了農民工組合“旭日陽剛”帶來的《春天里》。這首歌在網絡上廣為流傳，歌唱組合甚至被網民投票抬進春晚，這說明中國社會不同階層不同范圍對于精神愉悅的渴望，對于文化自覺的一種追求。
當然，《春天里》不是《春晚里》，穿上衣服走上春晚燈光中的旭日陽剛還是不是我們心中的那兩個有追求的農民工，我不知道。但是社會對他們的關注，是中國草根媒體塑造的英雄效應。
突發事件引領報道
史家不幸詩家幸，但是中國新聞人如果能帶著沉重的心態，去追蹤此類突發事件的發生和發展過程，其實也是避免此類突發事件的最重要功能。
第二，突發事件仍然引領了這一年的媒體報道，甚至可以說創造了2010年的傳媒高度。
其實從新聞的規律來說，突發事件引領媒體報道并不能構成任何一個年度的媒體特征。但是當我們看到中國傳媒人站在王家嶺的礦井前、舟曲的廢墟中、膠州路的濃煙邊、假疫苗的受害者中間的時候，這種突發事件帶來的新聞契機，是中國傳媒人難能可貴的報道契機，也是2011年留在中國媒體環境中的標志性事件。
史家不幸詩家幸，但是中國新聞人如果能帶著沉重的心態，去追蹤此類突發事件的發生和發展過程，其實也是避免此類突發事件的最重要功能。
眾所周知，在中國社會的轉型期，改革進入的深水期，突發事件的背后往往承載著其他多種類型的社會矛盾。新聞人的理性表達，是通過對事實的不斷還原，來重新塑造這個社會逐漸缺失的理性。
但是在突發事件發生時，這種對理性的堅持是非常困難的。
一方面，突發事件容易轉移社會的注意力，比如2010年我國玉樹地區發生地震，舟曲出現大規模泥石流災害，夏季不斷出現洪澇災害，都給我們創造了新的話題。
另一方面，也容易綁架社會的情緒，比如浙江樂清村長被碾死事件。
因此，我們珍惜每一個突發事件的機會，不是因為這些突發事件死亡多少人，引發多少懸念，而是因為這些突發事件給中國社會創造了一個回歸理性的機會，也給中國媒體創造了一個攀登新高度的契機。
同時，我們也很關注新聞人在引導社會輿論方面的重要啟蒙作用，比如對價格上漲的聽證，對擁堵措施的民意調查，無論結果是否令社會大多數人滿意，但是媒體參與引導過程代表了一種開始。
維基揭秘沖擊世界
維基揭秘的突然出現，不僅更新了人們對網絡信息自由的觀念，更沖擊了現有的國際政治體制。
第三，國際媒體領域的變革，其實也是2010年中國媒體輿論環境中的一個重要話題。
維基揭秘的突然出現，不僅更新了人們對網絡信息自由的觀念，更沖擊了現有的國際政治體制。
有條笑話說，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在維基開始揭秘之后，自暴自棄暴飲暴食，胖了18公斤，還被老公嘲笑。
我想此言恐怕非虛。從一個媒介研究者的角度來看，維基揭秘之后帶來的最大挑戰并不在自由、也不在政治，而在于信任。
今后我們該相信誰？
是相信政治家面對鏡頭說出來的話，職業記者印在報紙上的話，還是相信深喉們在網絡上不斷爆料的內容？
在一個主流價值觀極其明確和強勢的社會，這或許不是問題，但是在一個轉折變革，不斷探索和鞏固價值體系的社會，這可能就是一個新的問題。
新聞人在尋找突破
2011年的新聞人自身，也在尋找一種自我突破。因為這一年中，新聞媒體作為一個變革的行業，技術的突破、行業的整合帶來的主要是心理沖擊。
除新聞報道的特點之外，2011年的新聞人自身，也在尋找一種自我突破。因為這一年中，新聞媒體作為一個變革的行業，技術的突破、行業的整合帶來的主要是心理沖擊。
2010年中，有消息說《紐約時報》將要在2015年結束紙質版，完全改為電子版；半個世紀的老店“米高梅”也在去年破產被收購；《新聞周刊》也被1美元賣給了音響大王西德尼哈曼。媒體人一方面惶恐于平面媒體是否進入了“黃昏年代”，另一方面也在尋找新的突破口。
在新聞教育領域，美國最有名的新聞學院之一，西北大學梅迪爾新聞學院的教授們投票決定將這個百年老店改名為梅迪爾新聞媒體與整合營銷學院，引發了新聞教育的空前爭論。
有人說這是新聞行業對傳媒資本的投誠，也有人說這是新聞行業的浴火重生。無論是什么結論，都說明一個問題，那就是新聞教育的自我警覺性還是挺高的。
但是這些心理沖擊，能夠改變媒體的形式或者新聞教育的模式，卻無法改變新聞人的使命感。在這一年中，除堅守事實敘述和社會啟蒙的理想之外，新聞倫理的堅持，也是2010年中國媒體人面臨的巨大挑戰。
比如學者們一如既往地在年底評選出了2010年度十大假新聞，這些新聞中基本上分為三種類型，一種是無中生有比如“金庸被去世”、一種是放大社會情緒比如“數百萬青年人死于室內污染”、還有一種是競爭壓力使然比如“西安成為第五大直轄市”。
有的時候，我們不但遭遇到假新聞，而且遭遇到在社會情緒之下的事實加工。還原這種事實的難度非常大，因為它既面對少數地方政府，同時也面對公眾輿論中過于情緒化的表達，因此才有不少“失蹤了的新聞”一說，也才有了“需要事實還是需要符合需要的事實”一問。
不少媒體對于浙江樂清案件真相的追蹤，對77元廉租房房租的還原都是一種努力。這種努力和公民調查團的努力相互結合，能夠發揮地方政府甚至是新聞發言人所無法發揮的作用，更能夠給社會提供一個可資信任的意見團體。
失職與慚愧
“圍觀改變中國”，從我的角度看，這是新聞人的失職與慚愧之處。
這一年中，人們常常說一句話“圍觀改變中國”，從我的角度看，這是新聞人的失職與慚愧之處。
如果把一個社會變得更好的力量不來源于輿論引導者，而來源于被引導者，那么媒體的力量，無形中其實就成為了輿論的一種附屬品。
在輿論理性的狀態下，這種附屬品或許還能以“平庸”二字表達自己的無辜；但是在社會轉型，輿論理性和權力非理性交織出現的情況下，如果新聞人失去了言說空間，那么不但平庸，而且是非理性的幫兇。
我理解這種堅持是非常困難的，比如說南非世界杯帶來的激情與快樂還沒有從各個編輯部散去，對記者的通緝之聲又從某個角落響起。
無論是否對錯，公權力作為一個強勢力量，對新聞人的打壓，本身帶有一種權力的過度張揚。
當然，我們可以說，中國當代的新聞史忽略了任何一個年份，都是不完整的。但是當微博開始在2010年發力，民生議題開始在2010年出聲，虛假新聞開始在2010年褪色，這個意義上的2010年將是中國當代新聞史上的關鍵一頁。
每一頁都有被翻過去的時候，但每一頁也都有永遠留存的價值。中國新聞人往往被新聞推著前進，雖說“生產力的發展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但是生產力發展的方向，卻永遠代表了一個民族對自己的定位和追求。
周慶安(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新聞評論人)
2010媒體看點
●140字的微博風靡一時，網絡言論生態發生改變。
●網絡熱詞“給力”登上《人民日報》頭版，引來圍觀。
●視頻網站上的農民工組合“旭日陽剛”帶來的《春天里》，引發熱捧。
●在諸多重大事件中，媒體人依然站在第一線，如王家嶺礦難、舟曲事故、上海膠州路火災、假疫苗事件……
●維基揭秘爆出眾多外交機密，引發多國外交部門恐慌。
●半個世紀的美國電影公司“米高梅”宣布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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