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盡早主動推進全方位改革，才能筑起抵御增長減速的“防波堤”。擴大對外開放具有格外重大的意義是“硬著陸”，還是恰恰符合調控意圖，是時下中國宏觀經濟之爭的焦點。但是，中長期經濟增速必將下滑已漸成共識。對此，中國政府尚無未雨綢繆之策。這一巨大的“改革缺口”將構成日益嚴峻的挑戰。
經過30余年迅猛增長，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幸或不幸，中國迄今并未經歷過一次真正的經濟危機。然而，大政府、高投入式的增長已呈現疲態。如果說本輪全球金融危機揭開這一經濟神話終場之幕，劉易斯拐點的臨近則樹起某種無可逃避的大限。誠然，對中國經濟社會前景大可不必過度悲觀， 13億人口蘊藏的增長潛力遠未衰竭，但是，必須盡早以主動改革，推進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全方位改革，才能筑起抵御增長減速的“防波堤”。其中，擴大對外開放具有格外重大的意義。
近年來，國內外研究機構的專家學者，紛紛提示未來中國潛在經濟增速下滑。世界銀行預測，隨著今后勞動人口和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放緩，中國的GDP增長率將由2010年的9.5%下降至2015年的7.9%。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一項課題研究也預測，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很可能在2015年前后下一個臺階，由目前的10%降到7%左右。這些判斷反映了觀察家們對中國既有發展方式的深刻憂慮。
無疑，對于短期的經濟減速或波動，中國尚可抵御。相比其他大型經濟體，中國政府掌控著充足的資源，其調控政策亦可迅速顯效。然而，倘若經濟增速永久性降低而又準備不足，則可能陷入嚴重困境，引發財政金融危機乃至嚴重的社會矛盾，在較長時間內難以回到穩定增長的軌道。這些“盛世危言”值得重視，中國政府的職責便在于趨利避害，爭取最佳情境。
這些警示并非杞人憂天。盡管中國堪稱國際上經濟復蘇和成長的“優等生”，決策層對于社會管理也給予了空前的重視，但是，社會失序跡象依然不時顯現，令人對經濟增速整體下降后的社會承受力深感擔憂。
近來發生的社會沖突事件往往與長期積累下來的收入差距懸殊、社會安全網不健全、官員濫權貪腐等因素糾結在一起。應該看到，這類問題與物價上漲、房價畸高等問題本質不同，后者可施以特定抑制措施或政策組合，只要態度堅決、措施得當，假以時日定可見到療效；前者則牽涉民眾平等參與經濟活動、分享發展成果的權利。當眾多大中小企業停止擴建投資、收縮經營、拋出庫存，當千百萬人因此生計困頓，人們的價值觀將會發生劇變，切不可將它只視為成長的代價。
因此，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產業結構便不可再停于口頭、流于文牘；縮小收入差距，變革社會管理體制，完善社會保障網絡，也均有了迫切的現實要求。目前，個人所得稅法正在修訂，這是政府在二次分配范圍內所做的努力，但是，解決收入分配問題關鍵仍在一次分配。必須調整生產要素結構，必須為盡可能多的社會成員創造平等的生存和發展環境，提供相近的受教育機會以及就業、創業和創新的機會。走向依賴創新驅動，經濟增長才可真正持續。
應對經濟增速減緩，改革的任務愈發繁重。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體制機制、資源性產品價格和環保收費改革、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社會事業和公共服務領域改革、行政體制改革以及農村改革等，早已被列為改革重點內容，應積極得力地推進。重中之重是以更加開闊的胸懷擴大對外開放。改革陷于膠著之際，以開放促改革仍不失為一種可行路徑。
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對待外資的態度是一以貫之的，盡管在經濟衰退時也難免滋長保護主義傾向，但其施政絕不會大開大闔。反觀中國，部分人士的態度殊難理解：在經濟略微減速時即懷恐懼排外之心，在經濟高速增長時又極易自大。如此，其對待外資的態度便必然染上過于濃厚的功利色彩且變化無常。從改革之初的趨之若鶩，到后來的挑挑揀揀，到近來或明或暗的歧視，都顯露出一種狹隘的實用主義傾向。
當亞洲金融危機肆虐時，中國果斷實施了結構改革，削減國有部門規模，推動商品房改革，加入WTO，所有這些大刀闊斧的改革均為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奠定了扎實的基礎。今天，全球金融危機的陰影仍揮之不去，中國改革的任務更加緊迫。只有以壯士斷腕的氣魄主動改革，才能為未來十年乃至更長時期的中國奠定長治久安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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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以主動改革應對增長減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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