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行業近來可以熾手可熱，戰爭炮轟事態源源不斷。
到是最近馬云貌似沒什么動作，馬云最近的日子可不輕松。
支付寶“牌照”事件爆發以來，他被指責為“違背了支撐市場經濟的契約原則”，具有“負示范作用”。更有企業人士指出，馬云對于“協議控制”采取的舉措，開了一個壞頭，易造成海外資本對中國互聯網創業者的不信任感，對產業發展形成不良影響。道理很簡單，為謀求發展，你引入資本投入，然后又以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將公司核心資產轉移到個人。這讓資本方如何處之泰然？
而對于中國互聯網公司來說，對外資本合作是通行的辦法，甚至是它們謀求發展的必經之路。
不可觸碰的領域
這有可能是馬云創業以后最不輕松的一段日子。這個極少流露出消極情緒的人，6月16日晨罕見地在微博里引用了魯迅《狂人日記》片段，表達了自己的憤懣和不安：“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趙家的狗又叫起來了。獅子的兇心，兔子的怯弱，狐貍的狡猾……我便從頭直冷到腳根，曉得他們布置都已妥當了。我可不怕，仍舊走我的路。”
在以前，不管企業面臨多大的危機，經營面臨多大的挑戰，馬云都不見得非常難受。因為作為一個商場“斗士”，一個企業“英雄”，一個精神領袖，一時成敗并不是太重要。創業的勇氣、經營的韜略，更重要的是，道德的感召力，都是他打動和吸引人的魅力所在。有時深陷低谷反而襯托出個人的勇氣和信心。不過，這次挑戰，直接涉及到他本人的信譽問題，就和往常不一樣了。
現代社會學奠基人之一，德國的馬克斯·韋伯曾經提出領袖人物的三種類型：傳統型、卡利斯馬型和法理型。其中卡利斯馬型個人領袖憑借著其“超凡魅力”吸引追隨者和信徒，他本人被認為是一位內心“受天職召喚”的領袖。人們服從他，不是因為傳統或條律，而是因為對他懷有信仰。
從種種跡象看，馬云最像卡利斯馬型的領袖。不管對于急于成長和致富的中小企業者主、渴望成功的社會青年，還是阿里巴巴的員工們來說，馬云都有著某種偶像般的意義。
所以，他可以失敗，但不能在自身理念方面出問題。正因為如此，在支付寶事件發生以后，當胡舒立寫出《馬云為什么錯了》的時候，對馬云的殺傷力是不小的。這不僅和胡舒立作為新聞界重要人物的身份有關，更重要的是，馬云此次是在“契約”意識上被責難了。契約也就意味著信譽，這正是馬云自己也比較注重的“價值觀”領域的事。2009年，馬云在阿里10周年慶典晚會上發表演講時，就清晰地提出“阿里巴巴未來的使命是打造新的商業文明”，2010年，阿里巴巴把“新商業文明”的核心價值觀確定為“開放、透明、分享、責任”。
2011年2月，阿里巴巴交易平臺上爆出2326名“中國供應商”涉嫌欺詐，并有上百名阿里巴巴的銷售人員牽涉其中。B2B公司CEO衛哲和COO李旭暉為此事引咎辭職，這被外界一些人讀解成馬云為了“價值觀”而“揮淚斬馬謖”。
好了，現在，馬云自己被人懷疑在契約精神上出問題了。馬云當然不會等閑視之。他先是和胡舒立微博溝通(并授權這些溝通公之于眾)，繼而召開新聞發布會，就支付寶事件進行解釋。馬云稱自己的這次行動是“不完美但正確的選擇”。
據稱，馬云的演講口才有口皆碑，但在就此事召開的新聞發布會現場，馬云卻多次出現口誤，以至于最后他自己都用手指指著太陽穴繞著圈說：“我怎么總是把軟銀說成微軟？”
利益博弈隱現其中
支付寶事件的發生，表面看是能否獲得牌照的問題，后面則涉及到更復雜的因素。正如媒體人王長勝先生所分析的：支付寶是一連串事件。它由兩條線索組成，一條線索是最近五年來一直盤旋在中國第三方支付企業頭上的牌照懸念，一條線索是阿里巴巴四人董事會里的利益博弈。支付業形勢的發展、中國對外資態度的變化、雅虎與阿里這幾年的彼落此興、阿里管理團隊訴求的轉移……這些因素皆在左右這兩條線索的擰合及走向。
從2000年引入軟銀到2005年與雅虎換股，馬云在多次融資中都表現出對控制權的重視多過對股權的在意。由此形成的結果，是馬云及其管理層目前只是阿里巴巴集團的第三大股東，馬云個人在集團持股不到10%。但根據阿里巴巴與雅虎和軟銀簽署的協議，馬云在阿里巴巴即使只有一股，也要在董事會有一席之地。馬云的原則就是“把投資者純粹看成財務投資者”，“你可以做股東，但對公司什么也不要管”。以這樣的方式，馬云及其管理團隊一直牢牢掌握著阿里巴巴集團的控制權，由此形成了弱勢董事會強勢管理層的格局。這為馬云在支付寶股權上的操作提供了空間。這種控制權并不安全，尤其是按照協議，第一大股東雅虎從2010年10月起已經有權要求增補一個董事會席位，與管理層股東在董事會投票權環節分庭抗禮。為了消除這種不安全感，馬云近兩年來一直在為回購控股權而努力。這樣因素的存在，又給支付寶事件提供了想像空間。
最終的結果：阿里巴巴管理團隊以為了奪取中國央行頒發的第三方支付牌照之名，單方面剪斷支付寶與母公司阿里巴巴集團的臍帶。
體制性因素推波助瀾
不管怎么聲辯，馬云是遇到了其職業生涯中極為嚴重的一次挑戰。套用胡舒立的話來說，“馬云此次錯誤的代價，不僅是積累多年的個人國際聲譽，還包括阿里巴巴潛在的長遠發展機遇。”這句話可能說得有點過于嚴厲，而事態的嚴重性確實不容小覷。
但客觀上來說，我們簡單把此次支付寶事件僅僅歸因于馬云本人個人品質出了問題是有失公允的。馬云過去的信譽一直還算良好，此次在“支付寶事件”做出這樣的安排，是和央行第三方支付政策的遲疑、含混與欠開放有關。央行從2005年即就第三方支付政策出臺文件征求意見，直至2010年6月方始有正式辦法出臺，且稱在外資企業準入問題上“另行規定，由國務院批準”。政策的含糊不清，易給企業的決策造成困難和混亂。
或許，當我們的政策環境還沒有真正達成“開放、透明、分享、責任”的時候，單單要求企業人能這么做，是有點難了。
易凱資本王冉在此事件中不贊同馬云的做法，但他也說：“正是我們對外資帶有先天歧視的牌照制度和審批制度為馬云今次的錯誤提供了發生的場景。”
馬云將何去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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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狂人馬云將何去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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