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情景對于那些熟悉美國某些軍事和外交政策曾怎樣誤入迷途的全球觀察者而言，毫不陌生。再加上美國情報機構搞烏龍的水平，人們不免疑問，奧巴馬政府何以至今對推進通用規則并降低所有人風險的國際多邊網絡安全協議，毫無興趣。基辛格博士在稍早的一個美國論壇談到網絡安全威脅，提出只有建立對中美都有約束力的網絡安全協議，才是出路。但在今年聯大會議期間，中國和俄羅斯等國家提出建立多邊國際網絡安全協定的議案，美國政府卻不做反應。
當前，五角大樓內部不但主張對以自己規則界定的所謂針對美國網絡安全的襲擊，進行傳統的單邊軍事報復行動，還要求接手民用安全事務領域的民用網絡控制權。五角大樓官員們宣稱，自己有權對他國境內的機構或電腦用戶進行攻擊性（offensive）的網絡安全行動，卻絲毫不擔心他國境內機構或者用戶僅僅是自己的服務器被第三國或者美國內部的黑客攻入后，被它們利用為虛擬服務器，從而造成一種虛假反攻美國的景象。
明年是許多重要國家和地區的大選年，同時還是美國裁赤大棒不得不落定的開支壓縮年，奧巴馬不應該對自己管理華盛頓的管理機構的能力太過自信。要知道，克林頓總統時代，美國總統也沒能阻擋住那些互相爭權奪利、在后冷戰時代來臨時使盡招數制造新敵人的華盛頓的官老爺們，在南斯拉夫制造出的危險，給世界和平帶來了重大傷害。在侵略伊拉克的戰爭決策過程中，美國所有的民主制衡設置和各大媒體，也都沒經受住獨立審查責任的考驗。加州大學Ben.Bagdikian在其著作《媒體壟斷》中，精辟論述了媒體錯誤支持那些對伊拉克存有違禁殺傷性武器指控的政治經濟背景。但是，至今美國鮮有總結，侵伊時的美國政府還在CIA和國務院系統，對那些敢于對烏龍情報和被“伊朗-尼加拉瓜門”團伙控制的軍事外交政策提出異議的資深雇員們，進行了史無前例的打壓。
曾在1950年代和1970年代分別在伊朗和智利策劃政變、推翻當時的伊朗和智利民主政府和民選領袖的美國，對其而言，民主從來都僅僅是軍事外交政策的一個借口。以建構和平為目的的多邊安全協議，向來和締約國國內的體制沒有關系。美國保守智庫所宣稱的因為中俄對國內網絡信息管理的主張，不能啟動國際網絡安全協定的言論，是在詭辯。這是完全可以分開的兩件事情。如果不是為了替美國今后可能的進攻性防衛政策做掩護、美國自己不肯接受多邊規則約束的話，奧巴馬政府就應盡早和中俄等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開啟在網絡安全國際準則領域的多邊協商和談判。這不僅會維護國際安全，更有利于美國人的利益和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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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美國應啟動網絡安全多邊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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