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中國人、印度人和前蘇聯人在華爾街形成了三大群體，占華爾街總人數的百分之二十五。但有所不同的是，印度人和前蘇聯人擅長團體作戰，中國人則傾向單打獨斗。
近兩三年，華爾街可謂血雨腥風，哀鴻遍野。幾乎每家銀行都成了“總裁”——總在裁員。我直接、間接的朋友中，大約有三十來人丟了工作。前幾天，其中的一位朋友來電話，談起找工作的近況。他絕望地說，每一次第一輪面談感覺都不錯，但第二輪面談總被刷下來，究其緣由，竟然是因為自己不是印度人，也不是前蘇聯人！
他一說我立刻明白。華爾街第一輪面談，通常都是人事部門或未來的頂頭上司先約見，這些行政主管或者項目經理大部分是白人，只看應聘者是否符合要求、是否順眼。第二輪面談就輪到技術主管或者部門的技術骨干來“拷問”了。中國人去應聘，白人這一關輕輕松松就過了，但第二輪如果是印度人或者前蘇聯人，他們便會“朝死里整”，屆時向經理說聲這個人不合適，中國人自然出局。
印度人不甘心只做普通技術或業務員工，他們的眼睛還會緊緊地盯住管理階層。在華爾街，一旦一個印度的技術業務高手進入一個部門，就會再招聘兩三個助手，也是印度人；新手一兩年后出頭，然后再帶新人。于是，他們的職位就像搭人梯那樣漸漸地向上升，到后來，最早進去的那位當上部門經理，甚至更高位置，便掌握了整個部門的用人權。再過不了多久，他的下級中印度人越來越多，并逐漸把其他族裔的員工排擠出這個行業。所以，中國人在華爾街找工作面談時，只要見到印度人，心里就會嘀咕：“肯定沒機會了，印度人不往死里整你是絕不會罷手的。”因為，他們一定要留住這個位置來安頓自己的同胞。
華爾街上流傳這樣一種說法，上半句是：一個印度人做了頭兒，第二年他手下全是印度人。下半句和我們中國人有關：一個中國人當了頭兒，第二年他周圍就剩他自己了。這話雖然不動聽，卻一點兒都不夸張。講一個我自己的跳槽故事吧。
多年前，花旗的投行所羅門美邦（SalomonSmithBarney）招人，那時的花旗如日中天，我覺得機會非常不錯，立刻申請，不久就得到了面談的機會。安排我前去面談的獵頭名叫韓伍，他說一看我履歷上的名字便知我是中國人，并告知他是越南人，然后繪聲繪色地向我詳細介紹道：“我的頭兒一看你的履歷，就覺得你是非常有希望的候選人。你以前的經驗符合他們的標準，而且你要去的那個組，頭兒也是中國人，蘇博士，技術水平相當高，去年升上去的。你們背景相似，都是從中國來的……”
那天，我懷著與韓伍相同的愿望去了花旗。第一輪面談采用“PanelInterview”（多人同時面談）的形式，我們這一批共三個組員，一個老美，一個印度人，還有一個中國人山姆。由于有一個老美在場，那個印度人比較“客氣”，這一輪談下來雙方感覺都挺好。韓伍興致更高了，立刻安排了第二次面談，見組長，也就是那位蘇博士。
見蘇博士的前一晚，韓伍又在我臨睡前來電話。我好奇地問他是不是還在公司忙，他回答是，不忙不行啊。他說：“聽蘇博士講，別的獵頭給他送去一個老美，但我們覺得你的希望還是最大，你的實力強過那個老美。”我自己也信心滿滿，花旗那個位置的業務領域是我熟悉的，而使用的技術更是我的強項。
第二次去花旗，我特意早到了十五分鐘，我在會客室等得不耐煩，便伸出頭去四下張望，見到了前一次那個叫山姆的組員，他正巧來到門口沖咖啡。看到熟悉的面孔，又是同根同種，我自然地流露出一副熱乎勁兒。剛跨出一步想同他套近乎，沒想到他看到我跟見了鬼似的，立刻慌里慌張地躲開了，簡直莫名其妙！不過，那位蘇博士組長倒還好，他渾身散發著書生氣，跟我想象的差不多，我們談得不錯。
那晚我等著韓伍的電話，我估計他會安排第三次面談——去見花旗的部門經理。可電話沒有如期而至。第二天中午我正吃著午餐，聽到電話鈴聲，我將一口還來不及下咽的飯吐在盤子里，急忙去接聽，是韓伍！
他開口便質問：“我真搞不懂你們中國人，太奇怪了。明明你最適合那個位置，蘇博士卻說你不合適，我逼問了他半天，他說顧忌再聘用一位中國人有抱團兒的嫌疑。我的頭兒聽了之后氣壞了，這算什么理由？好端端的一單生意弄丟了。”
我很失望，更無力回答他的問題。抱團兒工作是件好事，中國人為什么要自我心虛？我們中國人如果在外面都不幫自己人，特別在當下的艱難時刻不“抱團兒取暖”，那指望誰來幫你呢？
這次華爾街的大裁員，更使得中國人大量流失，那電腦軟件系統和衍生證券模型原先的三分天下，不久將成為印度人和前蘇聯人的地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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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為什么華爾街不會成為中國人的地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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