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一批優(yōu)秀的主旋律影視劇如清新剛健的新風(fēng)，重新講述著人道和人心、情感和正義、革命和歷史，也將“理想信仰”這四個字重新注入社會的價值天平。特別在青年人當中，這些影視劇引發(fā)了熱烈的追捧和討論，八零后們青春歲月里尋找激情和純白的心靈在茫茫的煙塵中與百年中國一條珍貴的精神血脈相遇相知。而今天的現(xiàn)實是，生計的壓迫讓功利主義的盔甲越來越堅不可摧，揣測人心的險惡使得路邊跌倒的老弱無人敢扶。這個時候在煙塵中遇見一份潔白的理想，是多么幸福而迫切!
歷史自身會呈現(xiàn)力量
近期熱播的電視劇《懸崖》中，打入偽滿政府警察廳的特工周乙在營救出同志顧秋妍和可愛的小女兒后，坦然的走向了一個革命者生命的最后歸宿，面對廳長高彬的審問，他平靜而深沉的訴說著自己的信仰：“在不久的將來，會有一個新政府，沒有皇帝， 沒有權(quán)貴， 沒有剝削和壓迫，不會喪權(quán)辱國，讓人民能夠有尊嚴地生活，新政府，不會奴役人民。”這樣的理想在近年播出的許多革命歷史影視劇中都能找到呼應(yīng)——青春主旋律劇《恰同學(xué)少年》里面，年輕的學(xué)子在一個黑暗的時代敢于挺身宣告：“這一切都太不合理，這一切都必須改變。我相信，總有一天，我要讓所有的中國人，不管是男的、女的，城里的、鄉(xiāng)下的，有錢的、沒錢的，我都要他買得起藥，看得起病。”
這些讓人動容的聲音在漸漸轉(zhuǎn)移著日常的話題，身邊的青年朋友用“煙塵中的潔白”來形容主旋律電視劇帶給我們的“理想”，她說：當你試圖進入歷史深處，歷史自身就會呈現(xiàn)它的力量，在那里有讓人期待、讓人相信的東西，快樂女聲可以沒有，但這樣的理想必須有，因為我們貧血的青春，太需要輸血。的確，走出娛樂狂歡，去尋找?guī)е夂蜔幔瑤е鴼v史的激情和現(xiàn)實脈動的理想——這樣的渴望已經(jīng)開啟。
然而，我和朋友又談到如何在煙塵中守住潔白?“潔白”這個詞讓我們從影視劇的故事情節(jié)聯(lián)想到歷經(jīng)白色恐怖且至今健在的臺灣作家陳映真。在散文《父親》中他寫道：“我在1968年入獄之后，蹲在囚室的角落里細想，才逐漸明白父親對眼看著不能回頭地走向險路的兒子，是懷著怎樣的憂慮，強忍著失去孩子的恐懼和痛苦，百般叮嚀：‘追求世上的正義，不能忘記人原有的軟弱，不能失去靈魂的潔白……切莫因傾向于變革而舍棄了信仰……’。”
1979年10月3日，出獄后的陳映真再次以“涉嫌叛亂，拘捕防逃”之罪名遭逮捕審訊，36小時后得到保釋。對于“二進宮”的政治犯來說，身內(nèi)身外彌漫著的恐懼感也許比莫名的罪狀更加深入骨髓的鉗制人心，但陳映真的可貴之處在于他不但沒有被嚇倒，反而越發(fā)堅定執(zhí)著。在《后街》中，有這樣的回憶：“他被前來具保的妻帶回到被恣意搜查得凌亂不堪的書房，在地板的一隅，他撿起了一本他為《夏潮》工作時的采訪筆記。筆記上竟記載一個被壓殺的工會運動的始末。虎口歸來，讀著數(shù)年前的采訪筆記，不禁眼熱。他突然悟解，當他生活在隨時可能被逮捕的日月中，寫作竟是唯一的抵抗和自衛(wèi)，他把采訪筆記的材料小說化，就是1980年發(fā)表的《云》。”
“潔白”背負的困境
在陳映真所走過的道路和他所保持的“潔白”背后，有一個大的理想。為這“大理想”，我們都喜歡《人間正道是滄桑》中的瞿恩，他將中共早期的革命精神道成肉身，寫下一種超越個人、為國為民的大道。從瞿恩傳遞到瞿霞的那句話——不是我實現(xiàn)了我的理想，而是理想通過我而實現(xiàn)——深深打動了我周圍的青年觀眾。這純粹潔白的理想不是今天流行的“小清新”，它堅定剛毅而又厚重執(zhí)著的質(zhì)感，呼應(yīng)著一種渴望、召喚著對現(xiàn)實桎梏的抵抗和反擊。
然而摯愛這份理想與潔白的同時，又需要清醒的看到理想與潔白要面對歷史和現(xiàn)實、要召喚出抵抗的力量就必須，也不得不有所背負。在今天，潔白要背負的是一個困境。
首先是理想落入日常和現(xiàn)實的困境——如何做好人的困境。去年在上海戲劇學(xué)院新空間劇場演出的話劇《北京好人》講述了一個如何在艱難的時代保持潔白心靈、做個好人的故事，但故事的結(jié)尾，好人竭力搭救眾人卻不堪重負、自顧不暇，只能面對觀眾疾呼：你們幫幫我!這時難免讓人想起《蝸居》中的宋思明，無所不能的貪官舉重若輕的對海藻說：可以用錢解決的問題都不算問題。他的一切魅力和自信來源于背后錢權(quán)一體的資本勢力，小貝的純良無力抗衡，灰飛煙滅。所以“潔白”是有敵人的，在今天的現(xiàn)實語境中，“潔白”不應(yīng)是自為自在的，它的力量必須體現(xiàn)在與宋思明的較量當中。也許這樣的較量對照懸殊，但愈是危急愈需擔(dān)當，困境下放手便是絕境。
從日常現(xiàn)實轉(zhuǎn)向歷史的縱深，還要反思并追問的是如何既保持“潔白”又在抵抗中不復(fù)制惡?它提示我們，必須將“潔白”復(fù)雜化。在小說《山路》中，陳映真借革命未亡人的絕筆替當年的殉道者叩問，“忘我”的革命精魂該如何面對“為我”的時代現(xiàn)實?這是革命者們在當代的精神困境。這個意義上，“潔白”是歷史不可承受之重，要堅守理想，就必須以精神的擔(dān)當面對歷史的曲徑。革命者的“潔白”，包括主旋律影視劇所召喚的“潔白”，必須與它所背負的痛苦，與歷史的沉重和現(xiàn)實的危機放在一起理解。“潔白”和“潔白”的復(fù)雜化，這個過程需要觀眾的能動性參與，為“讓人民能夠有尊嚴的生活”而激動的同時并非把它定格在影視劇的空間中，而是加入一種劇情和現(xiàn)實相疊合的視角。
主旋律影視劇的貢獻
革命影視劇所提供的最寶貴資源，恰恰是讓每一位觀眾在當下社會的現(xiàn)實處境中，重新理解伴隨中國革命一路走來的前輩，重新理解為爭取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而獻出生命的先烈，重新理解在革命實踐和廣闊的土地、人民結(jié)合的過程中，所打造出的精神氣質(zhì)和人格類型。就像《我的團長我的團》《永不磨滅的番號》中展現(xiàn)出底層人民光彩的“炮灰”們，就像《激情燃燒的歲月》中石光榮念念不忘的青石嶺戰(zhàn)友和蘑菇屯鄉(xiāng)親，這些革命者與中國的土地和人民有著血肉關(guān)聯(lián)，在這個視野里能夠發(fā)現(xiàn)土地的飽滿和人民的活力——不是國民劣根性，不是個人利益最大化和個人主義合法化，不是人對人像狼，也不是以甫志高為榜樣的人情味，更不是以宋思明為楷模的成功男士。這里有從弱中錘煉出的強，它是中國之為中國的扎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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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煙塵中的“潔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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