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迪（Judy）出生于上世紀50年代的底特律，由單親媽媽撫養成人。幼年的生活非常窘迫，但是朱迪依然靠獎學金完成大學學業，并在70年代加入福特汽車公司。開始的時候，他的薪水是每小時5美元。
“5美元雖然不算多，但是也可以有比較穩定的生活了。”朱迪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
福特的理念曾是讓汽車工人也能買得起車，汽車工人也一直過著體面的生活。但是經歷過汽車業的重組和改造，現在新加入福特的職工每小時也才只有15美元，對于他們來說，中產階層的生活不再是汽車工人理所應當享有的了。貧富的分化，汽車工人感受頗深。
在過去30年里，貧富分化在美國社會越來越嚴重。社會絕大部分增長的財富由最上層的0.1%人群獲得。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家塞斯（Emmanuel Saez）收集的資料顯示，在1975年最上層的0.1%人群擁有全民收入的2.5%，但是到2008年，這一數字翻了近4倍，達到10.4%。
根據經濟政策學會（Institute of Economic Policy）的數據，在1978年企業CEO的收入平均是工人的35倍，而在2007年，CEO的收入是工人平均的277倍。去年爆發的“占領華爾街”運動能夠席卷全美，在眾多階層引發共鳴，凸顯了美國社會對貧富分化加劇的強烈不滿。
“美國社會現在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中產階層正在經受著嚴重的擠壓。”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家薩克斯（Jefferey Sachs）在接受本報采訪時表示，“美國社會現在已經到了某個時刻，特殊利益集團通過國會制定的政策不再為公眾服務。”
越來越多的數據證明，相對于其他西方發達國家，美國社會不僅貧富差別日益擴大，而且貧窮階層跨越出身躋身富裕階層的機會——也就是“美國夢”實現的機會——也越來越渺茫。
越來越大的貧富差距
根據State of Working American 的數據，上層的10％最富有美國人幾乎占據了自1979年以來2/3的收入增長，而最上層的1％人群占據了收入增長的38.7%。不過過去30年的貧富分化加劇在美國歷史上并非總是必然。在1947年到1973年間，經濟不僅快速增長，而且財富在各階層間也得以較平均地分配。最窮的20％和最富有的20％的家庭收入都有快速的增長，而且中間階層也迎來了同樣的增長速度。但是從那以后，平均生活水平增長開始放緩，尤其是在1995年后，生產效率迅速提高，但是并未能夠在整個社會階層創造共同的財富。
“在過去30年中，生產效率迅速提高。”波士頓基金會主任凱恩（Charlotte B. Kahn)對本報表示，“工業化和全球化產生的影響，使得機器在生產中的成分大為增加，而且很多工作機會被移往海外，這使得工人的工資停滯不前，但是CEO和其他商界精英的收入卻迅猛增加。這是造成貧富分化加劇非常重要的原因。”
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弗里德曼（Carola Frydman）和美聯儲的莫洛伊（Raven E. Molloy）分析了1936年以來的資料，得出一個比較清晰的趨勢：美國大企業高管收入在50年代和60年代基本比較平穩，但是自從70年代開始了快速的上升。而這一時期也正是美國貧富分化加劇的時期。
迪安食品（Dean Foods）是美國一家領先的牛奶加工廠。在70年代，其CEO道格拉斯（Kenneth J. Douglas）過著舒適的生活。根據《華盛頓郵報》的報道，他的年收入除去通貨膨脹的因素，相當于現在的100萬美元。他搬家到了芝加哥郊外有四個臥室的獨立屋，他參加了當地的鄉村俱樂部，公司還給他配置了一輛凱迪拉克。對于道格拉斯來說，掙的錢已經足夠多。實際上，他有時候會拒絕公司給予的加薪機會，他認為掙太多的錢對于公司的士氣和道德上來講都是不好的。
而在40年后，迪安食品總裁英格斯（Gregg L. Engles）的年收入是1000萬美元，是道格拉斯的10倍以上。和其他大多數美國大公司CEO一樣，他過著豪奢的生活，住宅價值達600萬美元，并且在科羅拉多有個面積超過64英畝的農場。他屬于4個高爾夫俱樂部，當英格斯出行的時候，他乘坐專門為他配備的價值1000萬美元的公司飛機。
但從70年代開始，工人的收入停滯不前。仍以迪安食品為例，盡管CEO的工資上漲了10倍以上，但工會組織的工人收入實際上出現了下降。那些在生產線上，分裝、打包牛奶的小時工的收入除去通貨膨脹的因素，實際上下降了9％，現在是每小時23美元。
與此同時，和40年前一般CEO 對于過分高薪有所顧慮不同，現在的高管對于巨額薪酬當仁不讓，甚至有些使企業陷入危機的CEO也都攜巨款掛冠而去。他們的行為，也使社會對這種無所顧忌的貪婪感到憤怒。
美林前CEO奧尼爾（Stan O’Neal）2007年10月被迫辭職時，獲得期權和股票共值1.615億美元；AIG前CEO沙利文（Martin Sullivan）在成為所有人頭痛的問題時于2008年被迫離職，依然拿到了4800萬美元的獎金；2008年，通用公司危機正盛，現金流幾近枯竭，CEO瓦格納（Rick Wagoner）拿到的上年獎金、股票、期權和工資總額是1440萬美元……而現在底特律新工人的小時工資已經降為15美元，且沒有各種退休的福利。
或許，這就是為什么“占領華爾街”運動的口號“我們是99％”能在美國社會引起廣泛共鳴的原因。
越來越遠的美國夢
長久以來，美國一向被認為是“機會的國度”——也就是說不管你是誰，不管你出身如何，你總是有機會實現你的夢想。“美國夢”的內涵是，每個人都有可能跨越其出身階層，向社會的上層攀登。亨利·福特做到了，本杰明·富蘭克林做到了，克林頓做到了，每一個美國人都有可能做到。一般都認為，美國的社會階層流動性要超過階級分化較嚴格的歐洲。然而，如今赤裸裸的現實是，由于過去30年中嚴重的貧富分化，那些出身富裕的孩子更有可能做到提升自己，而出身貧窮的孩子很有可能成年后依然貧窮。
近年來最少五個大型的研究表明，和其他國家相比，美國實際上更缺乏流動性。瑞典大學的Markus Jantti所做的調查發現， 42％出身在社會收入底層的美國男性成年后還處在原先的階層，相反那些傳統上認為是階級區分嚴重的國家——如丹麥和英國，這一數字則為25％和30％。
同時，只有8％處在社會底層的美國人，最終躋身社會階層頂端的1/5人群，而與此相對應的是，英國人有12％，丹麥人有14％。盡管美國經常被認為是較少社會階層分裂的國家，但實際上處于社會底層的美國人面對更多系統性的不利因素，難以向社會上層攀爬。如Pew Charitable Trusts的研究顯示，62％出身在社會上層五分之一領域的美國人，成年后仍屬于上層的五分之二人群。同樣的65％出身在社會底層五分之一的人，成年后依然處于底層的五分之二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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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貧富分化加劇“美國夢”難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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