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NW 近日的一篇文章指出，蘋果更新了網站上的“勞工與人權”頁面，詳述其在制約供應商（比如富士康）要求勞務人員超長時間工作方面所取得的成效。
供應商的勞工生存環境一直是個令蘋果難堪的問題。一方面蘋果帶領著自己的雇員頻頻刷新收入數據，2011 年其總利潤均攤到每個員工身上為 40 萬美元，凌駕于高盛、埃森克美孚與 Google 之上；另一方面它的上游供應商卻頻頻曝出“血汗工廠”的灰暗面。去年的跳樓事件一波未平，9 月 23 日太原富士康又出現員工大規模騷亂，導致 10 余人死亡。作為世界上價值最高的企業，蘋果不僅要對自己的員工負責，整個產業鏈上下游出現的任何問題他們都必須記在自己頭上。然而，如果深究根本，社會責任感并不是蘋果應該負責的唯一依據。
去年二月，奧巴馬出席了一場為硅谷大佬準備的晚宴。席間奧巴馬向喬布斯提出了一個頗為尖銳的問題：“怎樣才能讓你們把 iPhone 放在美國本土生產呢？”喬布斯沒有解釋任何的原因，簡單地回復到，“這是不可能的”。
我們都知道中國制造業的發達很大程度上要歸結于廉價的勞工成本。這幾年來，中國沿海的勞工成本上升迫使許多跨國廠商將工廠轉移到勞工成本更為低廉的越南等地，但蘋果的答案要比錢復雜得多。《紐約時報》認為，勞動力成本是高科技公司最不起眼的開銷，原材料的采購成本以及運營全球供應鏈的支出才是真正的大手筆。曾有蘋果高管表示，他們在亞洲鋪設大量的工廠是因為“亞洲工廠對產量的調節能力一流（可以隨時應付新增訂單）”，“亞洲的供應鏈系統優于美國”。
歷史的經驗最能說明問題。2007 年，蘋果研發出一種先進的強化玻璃切割方法，要求馬上運用到最新款的 iPhone 生產中。有蘋果高管回憶說，第一車雕花玻璃到達富士康城的時間已是深夜。但就在玻璃入廠的第一時間，富士康的經理直接讓數千名員工起床套上工作服，投入對新訂單的生產。Jennifer Rigoni 在2010 年之前一直擔任蘋果全球市場供需經理一職，富士康也給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們一個晚上就能招募 3000 名新員工，試問美國哪家企業有能耐一個晚上招這么多人，而且讓這 3000 人都住到單位宿舍里去？”她的這種感慨與外國人看完北京奧運會開幕式時的訝異不相上下。
蘋果強大的全球供應鏈體系要求上游供應商保證生產效率，而上游供應商要想高效完成訂單任務必須依賴大量員工的高強度工作。iPhone 5 首發一個周末就能售出 500 萬臺，市場對蘋果產品的需求太高，而市場供應壓力又直接與生產線上員工的工作強度掛鉤。
蘋果要想解決上游供應商的勞工生存環境問題單單依賴監管是不夠的。無論 Tim Cook 親自拜訪中國工廠還是加入公平勞工協會（FLA）都只能算是表態，無法解決根源上的矛盾。如果沒有能夠增加生產效率的新技術出現，制造商能做的只有擴大招工或是加強工人勞動強度。而電子產品又擁有較強的周期性，肆意通過擴張以提高產能在新品發布熱潮過去后的數個月后看起來可能就是浪費。對于多則幾十萬的員工（富士康城擁有 23 萬勞工），制造商的管理壓力非同一般。目前富士康采用軍事化管理方式，卻被指責間接催生了此次的暴亂。在經濟增速放緩的大環境下，中國制造商不僅需要竭力控制成本，還要應對年輕一代中國工人：他們要求獲得更舒適的生活方式，不愿意像其父輩那樣承受極其艱苦的工作條件。
蘋果規定其供應鏈體系內的工人們的每周工作時間不超過60 小時。此次蘋果對外表示，他們調查的 80 萬員工中 97% 都未超時工作。然而根據我國相關法規規定，員工每周的工作時長不得超過 4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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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蘋果傾向于亞洲設廠只因供應鏈優于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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