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來解開富士康“跳樓”背后的密碼?
盡管已經引起了社會輿論的廣泛關注，但深圳富士康員工接連跳樓自殺的頻率，似乎已經成為無可阻擋的加速度，正在以群起效仿的節奏快速蔓延。
也許這些年輕的生命，是在用鮮血來抗爭現實的冷漠和殘酷，如果是這樣，倒也好辦，至少說明他們還留戀人世。可是，那毅然決然的自殺勁頭，那無聲無息、不驚動別人的死法，分明又在透露他們內心的絕望：他們不希望引起別人注意，因為他們不相信誰能改變冷酷的現實。所以他們不作秀。
“哀莫大于心死”。生命的畫卷還沒有向他們打開，人世間的幸福滋味，他們還沒有品嘗，竟然視死如歸。到了這一步，說明問題很深層了。
許多人士發現的癥結是，這些第二代農民工性格脆弱，沒有經歷過父輩那樣的磨難。然而，如果僅僅停留在這一層次，顯然是對背后的社會矛盾的回避。的確，與父輩相比，這些第二代農民工沒有父輩那樣堅韌，沒有經歷父輩那樣的磨難，但是，生長在城市里的“80后”、“90后”，同樣也沒有呀?怎么自殺的事件偏偏就密集地發生在農村出來的“80后”、“90后”身上?
這是因為目前的社會地位落差，在第二代農民工眼里更大了。除了他們與生俱來的城鄉落差外，行業間落差、地區間落差、社會階層間落差，全都集中在他們身上了。被壓在社會最底層、被社會邊緣化的感覺時時壓迫著他們。他們失去了退路，但是又沒有出路。
上一代農民工的確磨難太多，被長期拖欠工資討要無果后，會冒險爬到廣告牌上讓拍電視，以此換來社會的關注。這樣的無奈，這樣的“作秀”，如果再讓他們的孩子仿效，已經是很難了，這在他們眼里是屈辱，他們寧可默默結束自己的生命，也不愿向人哀求。不是他們脆弱，而是他們的父輩太能委曲求全、太能在惡劣的環境下求生了。
第二代農民工尊嚴意識覺醒了，但他們遇到的人與人之間的差別更大了。無形中的社會等級，把他們劃到了最底層。在靠近香港的這個地方，在燈紅酒綠的深圳，他們干的是苦活累活，但每月工資只有1000元上下，要想多掙，就要沒黑沒夜地加班。甚至加班的機會都要求人。長期生活在疲憊、枯燥、單調中，而又看不到任何變化的希望，很難不生出厭世情緒。
社會的落差有多大，先看經濟方面。據學者劉植榮統計，中國最低階層的工資是平均工資的21%，而世界平均水平為50%;中國公務員工資是最低工資的6倍，世界平均水平為2倍;中國國企高管工資是最低工資的98倍，世界平均水平為5倍;中國行業工資差高達3000%，世界平均70%。
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人民日報》也注意到了。該報近日報道了一組例子：趙剛在一家國有金融控股集團任部門經理，稅后年薪80多萬元，加上房補、車補、書費、健身費、休假補貼、補充養老保險以及各種臨時性的“福利”，實際收入在百萬元以上;
趙剛的高中好友小燦在中部一個地級市的加工企業上班，企業效益好，年工資總額4萬多元，在當地屬高收入，但同時要還房貸，供孩子上學和老人看病;
趙剛的小學同學王培仍在老家務農，一年到頭累得要命，純收入只有兩萬多元，還不抵趙剛工作一星期。
類似富士康這些年輕的孩子自殺，不僅應該引起社會的悲憫，更應該引起社會的反思：我們是否太不在意老實人了。這些孩子的棄生，并沒有招惹任何人;可有的人就不，他們死前抱著“賺一把”或“拉個墊背的”的念頭，輕則貪污搶劫，重則殺害無辜。全國接連發生了3起砍殺幼兒的慘劇，如果不是武警、保安全動員，把校門圍得水泄不通，不定還要發生多少起!
和這些惡魔相比，這些農民工的下一代，是多么的隱忍、多么的克制!不能再繼續漠視他們了，不能把他們逼向反面。
4月23日，筆者曾經在本報發表《“六連跳”給了富士康們怎樣的啟示?》的文章，指出“如何在當今的社會環境，針對特殊的人群制訂行之有效的管理體制和管理方法，進而建立具有人文關懷的企業文化是擺在富士康們面前一道必須檢討的難題”。上一頁 1 2 下一頁單頁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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