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今年正面臨外貿放緩、資金流出以及輸入型通脹三大挑戰,而應對挑戰的主導思路,應是完善匯率形成機制、增強雙向浮動彈性。4月14日,央行宣布擴大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浮動幅度至1%,在增加匯率彈性上再邁一步。
挑戰之一:外貿放緩
今年一季度,進出口總額同比增長7.3%,其中出口同比增長7.6%,進口同比增長6.9%,均遠低于歷史同期水平。特別是2月份出現了314.9億美元的貿易逆差,更是外貿數據有統計以來的月度最差值。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非常罕見地為貿易增長設置了目標值,且“進出口總額增長10%左右”的目標,遠低于過去10余年的平均增速,可見政府對今年貿易情況不樂觀。
出口方面,外需疲弱和貿易爭端增加將是兩大拖累因素。首先,危機后的世界經濟正從高增長、低通脹的“大緩和”滑向“大衰退”,外圍經濟疲弱將影響我國外需增長。IMF預計今年全球經濟增速為3.25%,比過去兩年的5.2%和3.8%繼續放慢。今年歐盟經濟增速預計為-0.5%,作為我國第一大貿易伙伴和最大出口市場,歐洲對我國的進口增速從去年8月份起就開始逐月下降,今年前兩個月更是出現了自2010年初以來的首次負增長。
其次,今年將會面臨更多的貿易摩擦。危機之后,全球化進程出現停滯,主要國家在經濟低迷時期均傾向于以重建制造業和擴大出口帶動復蘇,這是近幾年來貿易摩擦和貿易爭端明顯增多的主要原因,加之今年又是美國、法國、俄羅斯、韓國等諸多國家的大選年,作為第一大出口國的中國將面臨著更多的貿易乃至匯率爭端。
進口方面,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將全年的GDP增速目標設置為7.5%,近8年以來首次低于8%,這可以反映政府對于潛在經濟增速放緩的認知以及經濟增長質量的重視。一方面,今年投資增速將受制于房地產市場調控和投融資平臺清理而難有起色,消費也很難有爆發性的增長,因此,內需的繼續放緩將會導致進口增速放緩,另一方面,出口疲弱也會導致相關的進口需求下降。盡管國際大宗商品的價格上漲會導致進口被動增加,但難以改變進口增速放緩的現實。
隨著國內外環境的變化,我國此前“投資-出口型”的增長模式必須進行相應調整。對政府而言,最重要的是順應時勢,轉變觀念,改變“出口導向”、“順差偏好”以及招商引資等傳統措施,將著力點轉向促進內需;對于企業來說,一方面可以將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向中西部地區或者國外以維持競爭力,另一方面應考慮通過技術進步、人員培訓、產業升級等方式,向產業鏈的上下游整合延伸,挖掘增值潛力。
挑戰之二:資本流出
去年四季度以來,我國跨境資本流動出現了顯著變化,從大規模的資本流入逆轉為資本流出。國家外匯管理局(下稱“外匯局”)報告顯示,去年第四季度我國國際收支資本和金融項目逆差474億美元,資本凈流入由前三季度同比增長1.3倍,轉變為全年同比下降12%。這導致外匯儲備從去年10月的3.27萬億美元下降至年末的3.18萬億美元,同期的外匯占款也連續三個月下降,且降幅逐月擴大,分別為-248億、-279億和-1003億。外匯儲備與外匯占款雙降,這是自199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以來首次出現。今年以來外匯占款實現正增長,但仍低于平均水平。
資本流出的直接原因是歐債危機影響之下的資金回流。去年10月份,歐債危機由國債市場蔓延至銀行間市場,為彌補風險敞口和滿足資本監管要求,部分國際資本流回歐洲救急。這一現象今年仍可能出現:一方面,一季度歐債危機有所緩和,但主要受歐洲央行兩輪長期再融資操作(LTRO)的推動,危機只是被掩蓋卻并沒得到解決,歐洲金融體系仍面臨著較高的風險;另一方面,歐盟設定的9%的銀行業核心資本充足率高于巴塞爾協議III的標準,2012年6月30日之前必須達標,歐美銀行業將面臨資本補充壓力,可能會收縮在新興市場的業務。
更重要的原因則是人民幣升值預期的逆轉。去年9月底,香港市場上美元兌人民幣一年期NDF相比于央行公布的匯率中間價開始出現貶值預期,并持續到今年1月中旬。3月13日開始,貶值預期再度出現,并一直持續到現在。盡管此間央行公布的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連續升值,但離岸市場上的貶值預期卻更趨強烈。
貶值預期主要基于三點:一是中國經濟增速將會繼續放緩,而諸如投融資平臺風險、民間借貸風險、老齡化加速等一些深層次問題也在不斷暴露,外圍市場對人民幣走勢的預期會相應調整;二是今年存在降息可能,人民幣和美元之間利差將會縮小,加之房地產市場面臨持續的政策壓力,房價會繼續回調,這將削弱人民幣對外資的吸引力;三是隨著順差占GDP比重的繼續降低,人民幣正在接近均衡匯率水平,官方將會改變此前單邊升值的做法,而代之以更強的雙向波動,這也將會導致資金流入減少甚至出現凈流出。
因此,對于當前這種局面必須保持警惕。
首先,應該建立對短期資本流動的監測和預警機制,不貿然開放資本項目,防止資金無序流出可能導致的金融風險。其次,央行應根據情況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向貨幣市場釋放流動性,防止因外匯占款減少而造成的流動性短缺。第三,采取措施,穩定外資。外匯局近期上調了QFII和RQFII的額度,各家銀行的長期外債限額也被大幅上調,其實就是出于此種考慮。
挑戰之三:輸入型通脹
今年,“穩增長”取代“防通脹”成為經濟工作的主要任務。今年前三個月CPI同比漲幅為3.8%,繼續下行,市場預測全年漲幅約為3.5%,遠低于去年的5.4%。導致今年CPI下行的主要原因,包括經濟增速下滑導致的總需求放緩、貨幣增速回歸常態以及翹尾因素減弱,特別是翹尾因素比去年降低大約1個百分點,是最為直接的向下拉動因素。CPI的下行為我國推進資源品價格改革準備了條件。
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物價壓力的回落,事實上,我國的潛在通脹壓力正在逐年上升:劉易斯拐點臨近導致的民工荒現象正在大面積推升勞動力成本,土地、資源、環境等要素成本也面臨著長期、剛性的上升壓力,這些都將推高CPI的中樞。從短期來看,需要警惕的則是輸入型通脹。
今年以來,國際原油價格漲勢明顯。布倫特原油以及美國西得克薩斯中質油(WTI)價格均已達到金融危機以來的高點。原油價格的暴漲帶動了國際糧價的上漲,并共同推動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指數由去年12月中旬的474.5點上升至3月中旬的505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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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完善匯率形成機制增強雙向浮動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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